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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章，将领略一下在x86下优化代码的乐趣。在阅读这些之前，希望读者明白一个道理：CPU的设计不是一成不变的，所有的优化策略和原则都可能在有一天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相对快的方法变得相对慢，相对慢的方法变快。在编码生涯中，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以适应新的硬件环境。好在大原则较小原则变化得慢，不用过于担心知识过期，对于已经写好的代码，如非必要，也不必老是从头翻新。因为一旦CPU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也意味着其绝对速度有了巨大的提高，作为游戏程序员，考虑以前代码的效率问题大多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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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云风大大《游戏之旅——我的编程感悟》。 #一书一世界#展开等人赞过
34 - 雪花的独特性是科学家们拍摄了数百万片新飘落的雪花后发现的。虽然雪花有各种大小和形状，但是他们没有观察到有相同图案的雪花。当雪花出现在不同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时，会形成复杂的形状，因此每一片雪花的结构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在1988年，学者南希·奈特(Nancy Knight)在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研究雪花时，发现了两片完全相同的空心柱状雪花，这对“没有两片雪花是完全相同的”这一说法提出了挑战。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几百万片雪花中的两个，所以我们仍然认为每一片雪花都是非常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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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津巴多普通心理学》。
每一片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 #一书一世界#展开评论点赞 - 以下是世界各地的人在人格上的差异。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人群的地位。在许多亚洲和美洲原住民文化中，老年人的地位更高。许多非西方社会中的女性处于次等地位(Segall et al.,1999)。
·爱情。虽然所有文化中都有爱情，但是直到近代欧洲才强调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这也最常出现在个体主义文化中(Hatfeld&Rapson,1998;Rosenblatt,1966)。
·情绪的表达。在亚洲文化中，强烈的情感倾向于被压抑(Tsai&Uemura,1988)；而欧美人尽管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但总体上仍然更倾向于将强烈情绪表达出来。
·控制源。与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个体相比，美国、加拿大等工业化国家的个体更倾向于有内部控制源(Berry et al.,1992;Draguns,1979;Shiraev&Levy,2004)。
·思维和情感。许多文化（如拉丁美洲文化）中的人并不像美国人那样对想法和情绪有强烈且明显的区别(Fajans,1985;Lutz,1988)。
·社会和谐。亚洲文化强调社会互动中的和谐，但在西方文化中这是一种从众行为。西方文化重视社会比较中的独特性，而在亚洲文化中这似乎是一种异常行为(Kim&Markus,1999)。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我们是否可以说世界各地的人从根本上讲是一样的吗？你有什么看法？
在神经元和大脑回路的层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人格也被文化影响，所以更全面的答案是：“不完全是这样，但也许可以在一些相同的维度上对他们进行描述。”文化指的是所有成员共享、熟悉并传递给下一代的社会内容。人格是特质的独特整合，这些特质能够在一些文化中将个体区分开来(Brislin,1981,pp.51-52)。
但不要忘记，文化和人格是相互作用的。文化塑造着身在其中的个体的人格，正如个体可以影响文化一样。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格是个体所在社会的价值观、态度、信仰、道德习俗、工作、养育方式、攻击性、成就、竞争、死亡，以及其他许多对人类都很重要的东西的综合产物。因此，从广义上说，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的“人格”(Benedict,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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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津巴多普通心理学》。 #一书一世界#展开赞过 评论2 - 例如，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失业一直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许多人用自己的工作身份来定义自己。那么当一个人失业时又会发生什么呢？其人格的核心特质会受到影响。一些人的大五人格变得不那么随和、不那么尽责、不那么开放，这反过来又让他们更难找到新工作。
英国的研究人员对6000多名德国成年人（男女人数大致相等）进行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在2006年至2009年的四年间完成了两次大五人格测试。
·起初，失业男性的宜人性水平比那些从未失业过的男性更高，但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其宜人性水平显著下降。对于女性来说，宜人性水平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宜人性：高分者温暖、合作、可爱、待人随和，低分者似乎难相处、消极或敌对。）
·男性失业的时间越长，尽责性越低，而女性失业者最初在这一特征上有所增加，这可能是因为她们在家庭和社区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尽责性：高分者可靠、目标导向、坚持、做决策时谨慎；低分者冲动、不可靠、偏好独善其身。）
·随着男性失业时间增加，其开放性会下降；女性的开放性也会下降，但在第四年有所回升。（开放性：高分者往往更加好奇、独立、富有想象力、对新想法感兴趣、偏好新奇事物；低分者更喜欢熟悉的事物、抗拒新想法，并且缺乏好奇心。）
该研究的首席专家提供了关于公共政策和人格的新视角：“公共政策可以通过降低失业率和为失业者提供更多支持，在防止社会发生不利的人格变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Boyce 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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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津巴多普通心理学》。 #一书一世界#展开赞过 评论1 - 对弗兰克尔来说，“意义疗法实际上是一种以意义为中心的心理治疗”。它认为焦虑不一定都是病理性的。如果一个人对其存在本身或对生死问题而焦虑，这种焦虑就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正常现象。存在主义心理学关注的是建立存在的勇气(existential courage)，心理治疗师致力于帮助患者寻找他们生活的意义(Frankl,1967)。
对于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来说，寻找生命的意义是每个人的首要动机。这种寻找个人意义的过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弗兰克尔将这种探索的力量描述为“追求意义的意志”(will to meaning)。与精神分析不同的是，意义疗法较少关注无意识和过去那些无法被改变的创伤性经历，而是更倾向于关注改变一个人的未来，尤其是对当下病人生命意义的探索。它鼓励患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人生路径的规划上，希望通过此方法帮助病人实现未来的理想状态。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存在主义学者和理论家萨尔·麦迪(Sal Maddi,2006)率先提出了坚韧性(hardiness)的概念，包括：
1.存在的勇气是将压力情境视为通过学习来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2.是努力实现目标的动力。
通过深入了解西点军校(West Point Military Academy)学员在刻意制造的压力环境中四年的各种表现情况，麦迪的团队(Maddi et al.,2012)发现，与“坚毅”相比，坚韧性更能预测学员表现的提升和留队的概率。坚毅(grit)是指对长远目标的坚持和面对逆境的韧性。坚韧是一种存在的勇气，而坚毅则需要你有一个持久的特定目标。所以，存在的勇气似乎更加实用。弗兰克尔的观点是想象一个乐观的未来，然后推理现在可以做些什么来实现它。相对而言，麦迪的存在勇气更侧重于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来应对眼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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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津巴多普通心理学》。 #一书一世界#展开赞过 评论1 - 弗洛伊德把人格描绘成由自我、本我和超我的力量组成的三重结构，并且这三种力量一直持续地相互发生冲突。他认为，本我的性驱力和攻击性驱力与超我的道德力量一直在持续发生冲突，而现实的自我则是这场冲突的调停者。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id)是一个原始的、无意识的仓库，容纳了我们的基本动机、驱力和本能的欲望（包括性和死亡），是人格三重结构的力量源泉。本我像小孩一样，总是冲动行事，追求即时的满足（特别是性、生理和情感上的愉悦），不考虑后果。
相比之下，超我(superego)像父母（生活在我们内心中的虚拟“父母”），负责从父母、教师、其他权威人物和社会中汲取价值观和道德。超我大致对应我们对“良心”的一般概念。当孩子在父母和其他成年人施加的外部规则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内部规则时，就会形成超我。它是“应该”和“不应该”的内部声音。超我还包括理想自我，即一个人对自己应该努力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看法。因而我们能够理解，超我经常反对本我的欲望，因为本我只想做感觉良好的事情，而超我坚持做正确和符合道德的事情。超我成为我们的良心，是我们的道德指南针。因此，当我们遵循它时，我们的自我意识就会增强，社会也会更加诚实地运转。
在本我与超我的频繁冲突中，理性和逻辑驱动的自我(ego)扮演了裁判的角色。一个完善的自我可以提供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同时满足两者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本我的自私欲望和超我的道德目标之间的冲突。例如，被公认为礼仪典范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就因为在接受《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采访时的坦白而惹上了麻烦。他坦白说：“我对很多女性都有欲望，曾在心里多次对她们进行性幻想。”用弗洛伊德的说法，“性幻想”是他的自我在不越过超我界限和道德规范的情况下部分满足本我的方式。当你的本我想逃课去享受阳光，而你的超我却担心成绩下滑时，你的自我可能会为你的内心冲突提供类似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自我会做出怎样的妥协呢？在极端情况下，当压力大到自我无法在重大冲突中找到可行的妥协方案时，超我就无法应对新环境的挑战，这可能会导致精神问题（见图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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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津巴多普通心理学》。 #一书一世界#展开等人赞过 评论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