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银行对交易量化的关注明显升温。
有的开始组建量化团队,有的采购策略研究和回测平台,有的尝试将 AI 引入投研与交易流程。从招聘、系统采购到平台建设,银行似乎正在加速补上量化这一课。
背后的推力并不神秘:息差收窄、传统收益空间被压缩,理财投资又在从纯固收走向多资产、多策略,单靠经验和人工判断越来越难覆盖日益复杂的决策。
但银行有了量化系统、引进了量化人才,就意味着具备了量化能力吗?银行量化真正要补的,究竟是技术工具,还是整个研究与交易体系?
一、银行为什么开始重新审视交易量化
如果往回看五年,银行对交易量化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不关心、看不懂、来不及。
不关心,是因为过去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
2022 年之前,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还在 2% 左右,利差空间相对充足。债券投资依靠票息、久期和信用策略等传统收益来源,就能支撑相当一部分投资决策。对不少银行而言,量化并不是当时最紧迫的事情。
看不懂,是因为第一次接触时的姿势不对。
最早一批尝试量化的银行,往往从买系统开始。一家城商行花几百万元上一套平台,功能列表上有因子库、回测引擎、组合优化。系统上线后呢?数据接不进来,口径不一致,回测结果复现不了。研究员重新回到 Python 脚本和 Excel,平台成了摆设。
这不是系统的问题。是银行还没想清楚:我要用量化解决什么。
来不及,是因为现在的压力已经从多个方向同时逼近。
- 盈利端:传统收益空间持续收窄。 二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1.41%,环比微升,但信号意义重于实质。三季度修复动能已明显衰减:高息定存集中到期的重定价红利在上半年释放完了,资产端贷款收益率还在下行。净息差从微弱回升转入低位企稳——压力没缓解,只是从急症变成了慢症。
- 市场端:规模扩大,交易决策更加复杂。 债券托管余额从 2014 年的 35 万亿元,到 2026 年 9 月末增至 210.8 万亿元;银行间市场法人机构从 1848 家增加到 3733 家。规模成倍膨胀,参与者成倍增加,但每一笔交易,仍要同时核对账户、库存、限额和对冲条件,还要更快响应。单靠人力逐笔串联、线性扩员,很难兼顾速度、覆盖面和合规。市场体量的膨胀,首先冲击的,就是机会发现与决策形成的效率。
- 产品端:理财业务的多元化需求更加突出。截至 9 月末,银行理财存续规模超 35 万亿元,固收依然是绝对基本盘,但“只靠固收”的格局正在松动:混合类产品规模首次突破 1 万亿元,权益类产品和公募基金配置均有所增加。理财越来越需要通过“固收+”、多资产、多策略和权益等方式寻找收益弹性。投资范围一拓宽,决策复杂度就上来了。过去靠经验和人工判断能应付的事,现在越来越难驾驭。
一边是利润表在变薄,一边是产品的收益弹性越来越有限,所以银行量化已然不是“自上而下的战略转型”,而是业务先扛不住,倒逼中后台进行改革。
这与私募量化从成立之初就围绕策略研究和交易效率展开,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业务背景。
二、银行交易量化,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量化不是某一种策略,而是一种用数据、模型和计算辅助投资决策的方法。
放到银行金融市场业务中,它要解决的并不只是如何找到更好的交易信号,而是如何将研究判断转化为可验证的投资决策,如何让定价、风险和交易形成有效联动,以及如何将资金与流动性约束纳入交易安排。
(一)研究结论难以验证,投研链条难以贯通
随着投资决策日益复杂,研究工作涉及的数据和计算也在不断增加。以债券投资为例,判断可能涉及收益率曲线、信用利差、久期、凸性;研究扩展到多资产、衍生品、做市策略时,数据类型、计算逻辑、分析环节还会更多。
现实中,投资经理的一个判断,可能建立在多张表、多个脚本和一个内部系统之上——而这些环节之间,未必对得上。
数据口径、计算逻辑、回测条件一旦缺乏一致性,研究员就很难判断:策略的收益来自何处?在什么市场环境下有效?哪些因素会让实盘偏离回测?
恒丰银行近期公示的资金运营中心AI智能投研平台外部数据服务项目,覆盖策略回测、大类资产配置、组合管理、指数跟踪、策略研报复现、舆情分析、因子研究。银行的需求,已经不止于行情查询,而是完整的投研工作流。
理财子的多资产投资,进一步放大了这个问题。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持续下行,客户风险偏好却没实质提升,这个剪刀差,逼着理财子从固收往多资产迁移。多资产意味着要同时处理利率、信用、权益、商品的数据,比较波动率和相关性,在回撤约束下做优化。这些问题,单靠传统固收投研框架和人工判断,很难系统覆盖。
研究效率上不去,策略迭代就快不起来;回测不可信,投资决策就没有底气。
(二)定价、风险与交易相互脱节,决策支持能力不足
银行交易决策,不是简单地看估值判断买卖,还要综合考虑市场价格、成交条件、持仓风险和交易约束。但实际业务中,定价模型、风险计算与交易系统往往相互独立,研究结果难以直接转化为可执行的交易方案。
首先,理论估值不等于实际可成交价格。尤其是在债券等场外市场,报价、成交、订单流和市场深度都会影响实际交易条件。即使模型判断某只债券具有配置价值,也需要结合当前市场报价和成交情况,判断交易是否真正可行。
其次,交易决策必须考虑组合层面的风险影响。银行不仅要评估单笔交易的潜在收益,还需要分析交易对组合久期、DV01、信用敞口和整体风险限额的影响,再结合库存、资金成本和对冲条件确定交易规模。如果风险计算不能及时反映持仓与市场变化,风险限额也没有真正参与交易前评估和交易过程,风险约束就难以落实到具体决策中。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研究与实盘之间的数据和计算口径不一致。历史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模型和参数,如果无法与实时交易环境保持一致,回测结果就很难在实盘中复现,研究结论也难以持续转化为交易能力。
因此,银行需要打通定价、市场分析、风险计算与交易执行之间的数据和计算链路,让理论估值、市场信号、风险敞口和交易约束共同参与决策,并根据实时市场变化和实际成交结果持续更新。
(三)资金与交易各管一段,流动性约束难以前置
交易与风险量化能力,还会自然延伸到资金端。过去资金岗靠经验拍头寸也能应付。头寸预测、日间监控、大额走款预判,用 Excel 和手工台账过一遍,熟练的资金经理也能把误差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但存款利率下行后,客户资金加速向理财、基金分流,负债稳定性下降;同业存单、央行再贷款等主动负债工具的使用,也让资金成本和可得性更受市场影响。资金流出的节奏和规模,越来越难靠历史规律判断,经验的误差随之放大。
与此同时,流动性管理的要求也在提高。在 LCR、NSFR 等监管指标之外,监管更加关注流动性资源在压力情景下能否及时调动。《金融法(草案)》将流动性枯竭列入需要应对的重大风险,也体现了对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重视。
这意味着,流动性管理不能只停留在计算静态指标,还需要动态识别资金缺口、评估压力情景、判断流动性资源的可用性和调动效率。
这要求银行将资金头寸与交易、持仓和风险敞口结合起来,评估不同交易安排对资金占用和流动性的影响。其背后需要更及时的数据更新、更高效的计算链路,以及能够贯通资金与交易业务的统一数据视图。
如果流动性管理仍然停留在静态指标和手工台账,银行就很难及时识别潜在资金缺口,也难以准确判断资金约束将如何影响交易安排和头寸调整。
三、银行不是“大型私募”:量化方法相似,能力体系不同
银行谈量化,很难不想到一个问题:能不能把私募那套搬过来?但两者真正不同的,不是量化研究的基本方法,而是量化应用的边界和目标。
首先,目标不同。
私募量化最核心的目标,是在可接受风险内持续获取超额收益,策略收益、Alpha、交易成本、执行效率是最直接的评价指标。银行管理的资金规模更大、业务链条更长,同时受更严格的风险约束和监管要求,关注的不只是收益,还有回撤、流动性、资本占用、组合稳定性和风险暴露。
所以,银行量化不是简单追求更高收益,而是:在明确的风险边界之内,让收益、风险和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变得可计算、可验证。
其次,方法相似。
把具体策略拿掉,银行和私募共享同一条基本链路:数据→因子/特征→策略或模型→回测→验证→迭代。私募研究一个新Alpha因子,要从历史数据找规律、提假设、用回测验证;银行研究资产配置策略、风险模型、客户响应模型,本质上也是同一套方法。不同的是研究对象和目标,方法论没有根本变化。
银行真正值得借鉴的,不是私募的某一套具体策略,而是这种以数据为基础、以验证为核心、以迭代为常态的研究方式。
最后,组织机制不同。
私募团队精小,策略从想法到实盘,可能只跨基金经理和风控两道关;银行一个模型从研究到上线,往往要过业务部门、风险管理、合规、科技等多环节审批,链条更长、更慢。
这不是效率高低的问题,是风险定义不同。私募的风险主要是策略回撤和波动,由基金经理和投资者共同承担;银行的风险还涉及存款人利益、系统性影响和监管责任,注定需要更多约束和审批。
如果银行照搬私募的组织形态和激励机制——按策略收益考核团队、追求交易频率和绝对收益、弱化风控介入——大概率会和银行的风险文化、监管要求产生冲突。真正值得借鉴的是快速迭代机制:在保留银行风险边界的同时,改变边界内的研究效率。
银行的目标,不是复制一个"银行版对冲基金",而是把量化方法论真正嵌入原有的决策体系。
四、银行量化建设,为什么容易走入误区?
既然不能照搬私募,银行就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建量化能力。但银行最熟悉的方式是 IT 项目制——先立项、再采购、再上线。这套逻辑用在量化上,恰好是问题的开始。
(一)将量化当成一个标签
一个很明显的行业现象是,“量化”正在成为项目名称中的标配。软著要写“量化”,项目名称要带“量化”,招标条款要贴“量化”,立项功能描述洋洋洒洒,但深究其具体解决什么业务问题、替代什么原有流程、产出什么可度量的价值,答案往往是模糊的。
银行量化建设最容易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建设动机先于业务需求。
贴标签的代价,不只是浪费预算。立项时没有明确的业务问题,验收时就没有可度量的价值标准;系统功能列表很长,但真正用得上的模块很少;团队建起来了,预算花出去了,业务决策流程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项目名称可能相似,但真正建设的重点可能完全不同。例如,一家银行真正面临的问题可能只是债券组合管理效率不高,需要改善策略回测和风险分析;另一家银行可能更需要解决多资产配置的数据统一问题。
因此,量化建设的第一问不应该是“我们需要什么系统”,而应该是:当前哪个业务决策已经开始依赖越来越多的数据、计算和模型?现有方式到底卡在哪里?
(二)重系统、轻研究
第二个常见问题,是把量化能力理解成软件功能的集合。
这是银行量化建设中非常容易出现的错觉:平台有回测、有因子、有组合优化、有风险模型,功能看起来已经足够完整,因此自然认为量化研究能力也已经建立起来了。
真正用起来,问题才暴露。
研究员产生一个策略想法,首先要找数据;找到数据后要确认口径;然后进行清洗和加工,再写研究代码;回测之后发现结果异常,还要回头检查数据;如果需要调整参数,又要重新跑一遍。于是,一个看似简单的研究问题,可能被拆散在多个数据源、多个系统和多个开发环境中。
真正消耗研究效率的,往往不是算法本身,而是算法之外的大量“脏活”。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量化平台上线之后,研究员仍然会回到熟悉的 Python、Excel 和个人脚本环境。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使用平台,而是因为平台没有真正降低研究成本。
所以,评价一个量化平台,不能只看它有多少功能,而应该看一个非常实际的指标:**一个研究员从产生一个想法,到拿到第一版可信的回测结果,需要多久?**如果过去需要几天,现在仍然需要几天,那么平台可能增加了系统功能,却没有真正提高研究效率。
(三)重交付、轻迭代
第三个问题,是银行量化很容易被项目制管理,而量化能力本身,却需要持续运营。
传统IT项目有清晰的成功标准:需求完成、功能上线、测试通过、项目验收。但量化业务很难这样衡量。一个策略不会因为系统上线就成熟,一个因子也不会因为模型开发完成就永远有效。研究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数据、新市场环境、新策略假设、新业务需求。
大部分银行的量化系统立项时,预算和考核都按"项目制"设计:上线、验收、结项,团队解散或转岗。系统后续要加新数据、适配新业务、优化新计算逻辑,又只能重新走项目流程。
所以,量化建设真正难的地方,从来不是把一套系统交付出来,而是让它能够长期支撑研究和业务迭代。
这其实是一个组织问题,不只是技术问题。
五、银行量化研究体系,怎么建?
量化研究能力建设,起点不在系统采购,而在两件事:有没有支撑研究的基础设施,有没有让这套设施持续运转的人和机制。
前者决定研究能否跑起来,后者决定它能跑多久。两者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必须并行推进。
(一)人才与机制并行,让量化能力成为组织资产
基础设施解决“能不能做”,但量化终究是人的工作。银行真正稀缺的,不只是量化人才,更是让其长期发挥作用的研究环境,以及将个人经验转化为组织能力的机制。
引进人才,更要给人才创造研究条件
过去一些银行引入海外量化、交易和风险管理人才,本意是希望把成熟经验带回银行。但人才进入后,真正决定产出的,是组织能否提供高质量数据、充足计算资源、研究工具与试错空间,以及研究成果能否快速进入业务验证。
平安银行 FICC 团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案例。在预判固定收益市场存在重要发展机遇后,平安集团高层从华尔街引入了两位专家 Chris Hodson 和 Yunho Song,同时持续补充本土力量、推动团队融合,逐步探索海外专业经验与国内市场实践相结合的路子。
这类探索至少说明一件事:外部经验能不能在银行内部真正生根,关键不在人才本身,而在组织有没有准备好让人才发挥作用的系统条件。
从“个人经验”走向“组织资产”
量化研究的另一个风险,是能力容易随着人员流动而流失。如果模型存在个人脚本里,因子存在 Excel 里,策略存在研究员自己的笔记里,那么一个人的离开,很可能意味着一套方法的消失。
因此,需建立从模型、因子到策略的持续沉淀机制:模型层要形成标准化文档与代码模块,经验证后纳入模型库;因子层需统一注册、计算逻辑与表现追踪;策略层要形成可回溯、可审计的文档,包括逻辑、适用条件、风险特征与历史表现。这样,沉淀下来的不只是代码,而是可复用、可迭代的能力组件。
(二)业务至上的基础设施建设
把私募的方法论放回银行业务,就会发现,银行量化并不需要从“复制一个私募量化平台”开始,而应该从具体业务场景出发,建立能够支撑研究、计算、回测和实时分析的量化基础设施。
先看业务场景,再谈系统选型
与其直接讨论“应该买什么系统”,不如先从业务出发,看看不同场景背后究竟需要什么数据与计算能力。
这些业务虽然不同,但背后对数据和计算的需求高度相似:大量数据需要被持续获取、统一管理和反复计算,研究结果又需要不断回到实际业务中接受验证**。**
因此,银行真正需要建设的,不是一堆彼此独立的量化工具,而是一套能够贯通数据、研究、计算、回测和生产的基础设施。这套基础设施的核心特征是:数据的统一接入与清洗、研究环境的灵活与高效、回测的真实性与可重复性、以及从研究到生产的平滑过渡**。**
先建统一数据底座,让全行量化数据“书同文、车同轨”
常见弯路是“一场景一平台”,数据重复存储、口径各异。更合理路径是底座先行:建立覆盖核心业务数据的统一时序数据平台,承载数据存储、时序处理、流式计算等能力,将行情、持仓、交易、风险因子等数据在底座层面完成接入、清洗、对齐和标准化存储,确保数据口径一致、历史可追溯。底座统一,但数据方案可按场景配置,各团队获所需视图与资源,而非各自维护独立管道。每新增场景,只需挂载新数据,而非重建系统。
上层功能组件化,让平台能力可插拔、可演进
功能层按业务场景拆分为因子研究、策略回测、组合优化、风险分析等可独立使用、可替换、可扩展的组件模块,各团队按需启用,互不干扰。组件之间通过标准化接口通信,彼此松耦合:回测引擎可单独升级,因子工具可独立替换,某个模块的调整不震动整体平台。这套架构保证系统随业务发展持续演进,而非三五年后推倒重来。
结语
交易量化进入银行,表面上看是技术和工具的变化,背后其实是银行业务决策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银行为什么现在重视交易量化?
不是因为这是个时髦概念,而是因为银行业务的底层逻辑正在被改写。利差收窄成为常态,客户行为更难预测,监管对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不断提高——经验的边界,正在被清晰地丈量出来。在那些数据密集、重复决策、目标明确的业务领域,经验已经不够用了。
量化不是要取代人的判断,而是要让判断更扎实、更经得起回溯和拷问。它真正带来的变化,是让银行在稳健经营的同时,拥有一种更清晰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