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竹书纪年及其年表的争论, 短期内可能还无法有确定和公认的答案, 不过搜集资料以备参考还是可以做的. 因此这里仅就竹书姜氏年表提供一些材料, 以供验证.
竹书姜氏年表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考: 夏商周年表--夏商周断代工程后的新发现.pdf
或 竹书纪年干支表
竹书起自黄帝, 与司马迁所说'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符, 也与传说黄帝时期造历造字造甲子相符.
黄帝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於洛水
对应BC2451年, 这一年中原有一次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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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命人造历造字造甲子可能是在前三十年内完成的. 然而当时的历法可能还是一年固定360天加5天过节的原始阳历, 与现在不同.
陈久金先生在《中国天文大发现》中说“黄帝时代考定星历后所颁行的是阴阳五行历。五行分阴阳正好十个阳历月”。“天干十日是十月历的月名”。那么今本《竹书纪年》记的黄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中庚申二字说的应该是庚月申日。看来在黄帝时期，地支十二项是记日期的，一个月三十六天正好三个地支数，黄帝时期采用的阳历十月历，一月一日从冬至时开始，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年三百六十天，再加上五、六天过年，正好一个回归年。
这一年的冬至在公元前2451年1月9日, 儒略日数826204, 加上七个36天是9月18日, 则9月15日为七月第三个申日. 考虑到当时测定的冬至可能会有误差, 那么就是在14日到16日之间. 在日食发生之后祭於洛水. 与之类似的是
帝尧 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这一次没有写日期, 但这一年也发生了日食.
-2188-02-04 8:44 0.783
这两个记录如果不是巧合, 就说明那时候的人们会在日食后祭祀, 尤其是自认为代表天的帝王.
黄帝五十年的记录下还有一段注释开头是:
庚申天雾三日三夜昼昏
考虑到这次日食的时间是早上六点, 与后来的西周天再旦日食十分相似, 两条日食的数据对比如下:
-2450-09-14 06:00.1(r) 0.464(r) 乙丑<己酉 -898-04-21 06:04.2(r) 0.459(r) 丁亥
一个春天一个秋天, 天亮的时间应该是接近的. 那么这条'昼昏'的记录可能也是类似天再旦. 而且这里明确说是有雾, 也就是可能看不清太阳, 只是天空能见度变化了.
颛顼 十三年初作历象
这时候应该是对历法进一步做了调整, 很可能已经开始应用三十天一月, 同时使用干支纪年. 颛顼元年按今天的干支是甲子, 十三年是丙子, 当时的年干支未必和现在一样, 但这中间的十二年周期可能不是偶然. 十二生肖起源很早, 在周边很多民族都有流传, 当时可能至少有地支记年.
现在的干支规则能推算到的最早日期是公元前2253年1月13日, 是帝喾陟后的第一年, 年日干支被重置为甲子年甲子日. 当然这不一定是因为帝陟, 因为这一年的冬至1月8日恰好是望日. 可能是之前就已经测定好并准备实施的. 而中间间隔的5天可能就是原始阳历的遗留, 年尾跳过5天或6天.
这一时期的历法处于调整过程中, 迫切需要精密的观测数据作为支撑, 而帝挚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大的作为. 因此帝尧一登基马上开始着手进行. 帝尧一代主抓的两件大事, 一是治水, 二是测天制历. 陶寺的观象台就是明证.
帝尧 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命羲和历象
帝尧时期的历法已经和今天的农历基本类似了.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竹书中还记载了:
又有草荚阶而生，月朔始生一荚，月半而生十五荚，十六日以后日落一荚，及晦而尽，月小则一荚焦而不落，名曰“蓂荚”，一曰“历荚”
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月相的考察和观测. 朔望和大小月的概念已经形成并且可以准确测定. 闰月的规则也在不断完善中. 因此在
禹 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颁夏时于邦国
经过一百多年持续的观测和调整, 此时的历法已经和日月天象高度吻合, 是当时最准确的历法, 因此才有信心'颁夏时于邦国' . 一方面让周边小国惊叹其先进的技术水平以收服人心, 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历法政治化的时代, 用谁家的历法就表示对其治理权的认可. 至今民间仍称农历为夏历.
仲康 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帅师征羲和
而仲康日食的记录有人怀疑是后人加的, 依据就是认为干支和朔的概念出现的比较晚. 实际上这些概念当时已经成熟了, 甚至二十八宿的概念在那时也不陌生了, 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北斗墓的年代已经至少在BC4000+了, 再过两千年到夏朝不至于一点进步没有, 反而是认为唐朝的人能推算这次日食难以令人相信. 更可能的情况是前人记录了, 后人只是引用而已, 毕竟观测日食比计算日食容易太多. 而且严格思考的话, 即使能推算出年份日期, 也只是能得到相对年代, 距今多少年或距上元多少年, 如同我们今天说的公元前2043年, 如果没有准确年表的话, 又怎能知道这是仲康五年呢, 这必然是唐人按照竹书的记录写的. 现在验算证明他们算的结果不对, 公元前2128年10月13日是庚戌朔日, 但这次日食范围在北美和东北亚, 离中原太远, 与文献所描述的情形不符. 只能说明这个记录是抄来的, 附会在唐朝的新历里而已.
公元前2128年10月13日 日食范围
之前提到这次日食实际发生于仲康六年季秋, 五年发生的是另一次孟夏日食. 但也有人认为左传所记的是当时鲁国发生的孟夏日食, 恰好也是夏历四月初一. 不过既然如此巧合, 那么两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 参见: 解密仲康日食
从"太康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寻畋于洛表羿入居斟寻" 到 "相八年寒浞杀羿", 羿居斟寻22年. 而之后寒浞乱政达60年, 其中无王40年.
从相和少康开始, 有了商周祖先的记录, 这部分可能是换代后追加的. 商周早期应该也有自己的历史记录, 如果和夏朝的记录对照,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最早的几条是:
相 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 少康 三年复田稷 后稷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复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廑和孔甲的记录可能有遗失和篡改. 甚至不排除像有的书所说, 廑 胤甲 孔甲可能是三个人. 孔甲的记录很可能被缩短了. 按竹书的记录:
三年王畋于萯山 五年作东音 田于东阳掞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见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又曰：“不胜也，之子必有殃。”孔甲闻之曰：“以为余一人子，夫谁殃之。”乃取其子以归。既长，为斧所戕，乃作《破斧之歌》，是为东音
从孩童吃奶到破斧作东音才两年, 按吕氏春秋:
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斧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孩子究竟长到多大不能确定, 然而孔甲只有九年可能确实是有点短. 有的书主张廑20年, 孔甲31年, 不知有何依据, 现在只能推测这一段的历史是少了40年. 中间可能也发生过干支的变更, 不知道是否由于纪年的原因造成史料丢失.
这种减短应该是以干支周期为单位的, 也就是廑20年少算12年记为8年, 孔甲33年少算24年记成9年, 大概是廑"八年天有祅孽十日竝出"后改了干支, 从丙寅跳到了24年后的庚寅, 之后12年也没什么重要记录, 当时的记录可能已经有一些时间混乱了, 后人更不清楚, 只能在八年后加上一句'其年陟', 孔甲元年乙巳, 末年丁丑按老干支是癸丑, 正好孔甲九年新干支是癸丑, 就记了孔甲九年陟. 现在大多数都是直接把乙巳作为己巳的误写, 只有姜先生根据这个干支还有夏朝总年数的差距推导出干支变更的可能性. 日干支也发生了变更, 因此现在得到的仲康六年季秋日食干支与当时所记不同, 差距大概16天, 不知道当时是否是跳过半个月以朔代望.
孔甲下面的评论也很可疑. 如果继位的是孔甲的子孙, 应该不会对孔甲作这样的负面评价. 这段历史可能在换代之后被改动过.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乱，诸侯化之，夏政始衰。
如果孔甲确实是不降之子, 则自不降逊位到孔甲继位约40年过去了, 就算孔甲当年20岁之后也近60岁了. 还能出去打猎只能说身体确实不错, 多活三十年并非没可能. 反过来说, 如果真的九年就去世, 对夏朝的破坏可能还没那么大. 亡国的桀和纣也都是身体好寿命长, 特别能活也特别能折腾.
廑 八年天有祅孽十日竝出其年陟
作为日食证据不足, 这一年的日食在中国西部, 而且这个年数也不能确定是正确的. "其年陟"的表达方式也和其他地方不同, 一般哪怕这一年还有其他事件也都是单独写"王陟". 这种写法在竹书中是唯一一处, 与其他记录格式体例不合, 应是后人追记.
十日竝出究竟是什么天象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现代确实观测到过多日并见. 这是2024年在四川成都拍到的, 据说是七个太阳.
另有网络报道:
事实上，天空中出现多个太阳的情况并非首次。记者梳理相关媒体报道发现，1956年夏，峨眉山顶，七个“太阳”环绕天空；1866年4月，乌克兰八日并出；1971年5月5日，小兴安岭十日并出；2024年3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四日争辉”。
1956年夏，峨眉山顶出现七个太阳环绕天空；1971年5月，小兴安岭“十日并出”；去年7月，四川宜宾也有网友拍到天空中出现2个太阳，一前一后藏在云层中。
专家一般解释为折射和幻日现象.
帝癸(桀) 二十九年商师取顾○三日竝出○费伯昌出奔商○冬十月凿山穿陵以通于河
这个如果说是日食的话只有"-1620-07-20 5:54 0.087", 但食分过小, 优势是时间正好是早晨, 如果能考证出'日竝出'和'日竝见'的不同, 那么可能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也有可能是发生于早晨的日食导致了幻日.
汤灭夏, 竹书没有写具体日期, 只有"吕氏春秋八 纪·仲秋纪第八"提到了:
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
姜先生认为是BC1618.2.16, 夏历十二月二十六; 四天后是夏历正月初一. 也就是说当时的换代都选择在新年前后, 可能也是为了方便改纪年.
商朝的时间里比较不确定的是太甲时期. 古人也不太相信太甲只有十二年的说法, 所以史记索隐注说: "案纪年太甲惟得十二年", 传统说法是33年. 这段历史疑点众多, 伊尹和保衡是否一人都不能确定. 很大可能是经过了篡改, 太甲的年数应该不止十二年, 至于有没有72年则不能确定. 33年的说法看起来还算合理, 不过还有40年的空缺需要补足. 暂时还只能记在太甲名下. 如果"沃丁 八年祠保衡"就是伊尹去世, 那么伊尹超过百岁的传说就是可能的. 但是伊陟的年龄也需要考察. 同时也说明太甲的记录可能不真.
"商书·伊训"的"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姜先生认为在公元前1599年2月13日,夏历十二月廿四, 可能是小年的祭祀. 有的书说这一天是冬至朔日, 但尚书没这么说.
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2年, 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到的1300年非常接近.
帝辛 四十八年夷羊见○二日竝见（出） -1054-08-31 12:03 0.773
这两条记录的对应也算比较合适. 如果是日食, 应该是日竝见, 因为正午阳光强烈全食区附近可能会观测到明显的贝利珠. 此次日食几乎完全覆盖中国本土, 而全食区的范围根据所取参数不同可能有一些摇摆. 很可能在山东一带可以观测到全食.
-1054-08-31 日食范围
日全食 贝利珠 很像一个小太阳
武王克商在BC1050.2.10, 夏历正月初一, 这一天的干支是甲子, 很多书和利簋上都记了, 然而月份和月相却很少有记录, 只能大概推测在周历二三月间, 初一前后. 竹书也没有写具体时间, 然而其记录却似乎与利簋相对应.
武王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 败之于坶野, 王亲禽受於南单之台, 遂分天之明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贞）克, 闻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旜公宝尊彝。
利簋铭文中, 争议比较大的是'岁鼎', 如果忽略争议, 直接解为岁正, 那么这一句的意思就非常直白了. 我感觉这样的理解可能更接近本意, 这一句讲的都是时间, 如果要写天象的话应该会另起一句, 用三个字或四个字来表达, 才比较符合汉语的习惯. 后一句'闻夙有商'关注的人不多, 可巧竹书中的'遂分天之明'也少有人关注, 这两句应该说的是一个事, 就是最后擒获纣王时天已微亮了. 从甲子日早晨在牧野接战开始, 假设几个小时解决战斗, 进至商都时可能到下午了. 首都附近估计还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抵抗, 入城后搜寻纣王的战斗是武王亲自指挥的. 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 才彻底结束. 因此利簋用了'闻'字, 表明作者没有亲身参与这最后一战. 而竹书'遂分天之明'也是记录这一最后取胜的时间, 之前普遍认为是'受天明命'之类的说辞, 与竹书正文全为客观记述的体例不合. 纣王不甘心失败, 武王也深知绝不能放跑纣王, 否则一旦他带领东方大军反扑会极其危险, 因此激烈的战事持续一夜, 自然会有起火的情况, 由此外界传闻纣王自焚而死, 其实是属于误传野史, 即使当时也只有少数核心人物才知道真相. 这正是官方正史和民间野史的不同之处. 可惜后来野史越传越流行, 甚至被司马迁写进史记反而成了正史. 历史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阴差阳错.
为什么不用岁正而用岁鼎, 估计与周人刚刚取胜, 制度未及完善有关, 后来周礼规范了就很少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了.
《周礼·天官·小宰》：“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 郑玄 注：“正岁，谓夏之正月，得四时之正。” 孙诒让正义：“全经凡言正岁者，并为夏正建寅之月，别于凡言正月者为周正建子之月也
至于流行的前1046年的说法, 之前也有网友分析过, 实属误解, 参考: 解决武王灭商年代问题的关键：木星岁次绝对年与西周王年的不一致现象
由此而言，武王灭商的1050BC和1046BC两个年份，从各自角度看都是正确的，但从甲子相关历日来说，通过上面鲁国纪年例子，还是应当采用今本《竹书纪年》的1050BC。不能完全以现代历法下“科学”的视角去套用古代的年份，因为古代年份是不那么精密的，长时段会积累一定误差。年份与历日脱离的情况下，要以历日数据为主。
江晓原也注意到了这一差异问题, 因此没有采信岁在鹑火的说法, 但是仍然用依据木星位置选择了前1044年. 这代表了一部分纯技术分析派的观点. 现代的技术当然比古代先进一些, 但所依据的条件还是古代的记录, 同样的技术, 选择不同的初始条件会得到不同结论, 因此其结果还需要和其他资料交叉验证才行.
"懿王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郑", 现代天文认为对应在前899年日食.
-898-04-21 06:04.2(r) 0.459(r)
其中4年差距的原因现在还无法确证, 姜先生认为可能是错简, 我一直主张不能轻易使用错简来说明问题. 就像没有确实证据不能轻易说伪书, 也不能轻易说错简. 后来又看到一些新的证据, 错简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参见: 西周天再旦文献再分析.
西周王年有使用年龄的情况, 现在看来也确实存在. 竹书有:
孝王 七年冬大雨电江汉水牛马死是年厉王生
'是年厉王生'的注释在古本引文中已经存在, 可见相当古老, 当时的人应该知道周王有用岁数纪年的方式, 因此才作这一注释以便推算, 后人不知道这一点, 导致厉王的年数成了一笔糊涂账, 司马迁应该是看到了有厉王37年的记录, 又不太确定, 因此才放弃了推算厉王以前的年数. 只有竹书为我们保留了这一记录, 厉王寿37, 11岁即位, 王年26, 第12年时23岁出奔, 当时太子才5岁, 这比较符合情理, 若按周本纪的说法, 平平安安当了三十多年的王, 人过中年突然开始折腾, 就有点难以理解了. 若是年轻气省则很自然, 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人只是把他赶跑没有废弃, 大臣也很关照他, 毕竟是少年天子, 中国人传统上对孩子都是比较宽容的. 可惜最后他也没敢回来.
今天的一些青铜器铭文历日, 若只用一个元年很难解释, 而考虑寿数的话则往往可以顺利解读, 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方式, 我猜想一方面可能是周人的古老传统, 在没称王之前就用了很久了, 另一方面是后期礼制崩坏, 大家竞相攀比数字, 或者以此显示自己与王的关系亲近. 至于会不会造成混乱, 如何区分, 其实花些功夫还是能分清的, 年数小的肯定不是, 我认为至少15年以下的都不用太考虑, 西周除厉王外应该只有成王是少年登基, 而成王时期的器物多数是铭文简略不写年日. 姜先生整理的表格中有一些十几岁的, 可能是轻信了别人关于器物所属时代的判断, 毕竟好多都是用的他人整理的二手资料. 参见: 关于夏商周年表 _ 中国经济史论坛 _ Page 10 . 至于说周朝的人能不能分清, 我觉得要么是外面作了记号, 要么是刻上去后就没人看了, 只是当摆设用的, 即使用同一套纪年法, 时间长了不作标记也无法知道是哪个王时期的. 礼器在当时应该不是为实用而制作的, 只是展示地位财富的方式.
司马迁说:
《史记·三代世表》：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看来并非虚谈, 当时应该有很多年代记录都是从黄帝开始的. 只不过各种史料都有修改残缺, 无法对应. 如果司马迁当时把这些资料都留下来, 加上今天的科技手段, 也许我们就可以还原出真实的年表了. 可惜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要把这些资料都抄下来可能不太现实. 后来的刘歆也是汉朝太史, 所见的资料应该也差不多, 可惜他不像司马迁那么严谨, 只是给出了一份主观色彩明显的年代数据, 今天我们看他的年表, 也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比如周武王元年己卯应该是当时公认的, 只是他给多加了60年跑到了前1122年, 而商朝缺60年的说法可能也由来已久, 不过他又给多加了60年, 成了629年.
由此可见一份详尽的年表数据是多么可贵, 尽管限于古人的条件无法全都准确, 但是借助现科技复原, 也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竹书体例严谨, (比如中国来拜用'朝', 外国来访用'宾', 夏之前用'帝', 商周后用'王', 王朝末期史官出奔皆有记录) 颇有国史气象, 对于古代历史多方面的细节研究都有重大作用, 绝不能轻易作伪书论, 更不能轻言毁弃. 盼望这本书未来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