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跨度，并经历了多个阶段和重要的转折点。
概念提出：共享经济这一术语最早由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Joel Spaeth)于1978年在其论文《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
发展历程
- 概念提出期：此时主要是朋友、熟人之间物品工具的互借或信息的共同分享。由于互联网尚未普及，共享的物品或服务有限，多以无报酬或少量报酬进行，非营利性，共享范围有限，影响不大，发展形态较为单一。
- 发展早期：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普及和移动技术的进步，信息开始爆炸式增长，此时的共享逐渐以社会信息共享为主。虽然共享经济的概念尚未广泛传播，但一些基于互联网的共享行为已经开始萌芽。
- 飞速发展期：21世纪初至今。
- 技术推动：第三方支付流行，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共享经济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 平台涌现：以Airbnb和Uber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平台迅速崛起，这些平台通过虚拟平台直接将产品提供给客户，降低了交易成本，培养了消费者的共享习惯。
- 市场爆发：国内共享经济市场被迅速引爆，各种共享经济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包括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等。
共享出行 - Uber
在分享经济兴起的过程中，Uber是“行的分享”的规则制定者。Uber成为了全球第一家共享出行的公司，成立的时间是2009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辍学生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和好友加勒特·坎普（Garrett Camp）共同创立。
Uber从刚刚起步，一直到成为全世界估值最高的独角兽公司，回望这一历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商业的奇迹，也是互联网改变生活的又一个案例。
我们的生活被Uber改变了。站在街边挥手打车的时代，变成了下楼以前打开APP叫车的时代；坐在被垄断的出租车上不论服务好坏都无可奈何，变成了亲切可爱的快车司机和及时方便的评分反馈。网约车在争议中艰难地探索，最终合法化。这背后，是以Uber为代表的网约车公司们对模式的创新和探索，以及对规则的重构。
那么，Uber制定和改变了哪些规则呢？哪些规则最具有颠覆性，并且导致了Uber的成功呢？
- 实物虚拟化。所有的分享经济或O2O中，Uber是将线下体验“互联网化”得最彻底的公司。Uber将车辆标准化，并且用互联网的方式将其虚拟化成商品，构造了一个类似股票市场的线上双边市场，用算法匹配改变了“摇手招车”的线下体验，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是Uber作为一个商业公司做的最颠覆性的伟大事情。
- 动态加价。动态加价的模型是基于经济学的供给需求曲线，动态寻找均衡价格，这也是经济学中的供给需求曲线理论第一次在除了证券市场以外的地方得到实际应用。Uber开创性地将这一经济学模型跨界应用到打车行业，用模型和算法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打车领域常年存在的供给需求匹配难题。
- 全球复制模型。Uber制定出一套标准化的全球复制模型，广为流传的包括：城市铁三角冷启动一个城市，城市拓展团队，“一键叫×”市场活动，品牌标准化与本土化，等等。这一套模型是基于对商业模型、运营半径、运营要素的深刻理解，并匹配以系统支持而实现的。Uber能够以全球5000个人的员工数量，支持60个国家的400个城市，这一复制模型非常重要。
- 内部的分享经济。Uber不仅在做一门分享经济的生意，在公司内部也存在所谓的“分享经济”。去中心化的组织架构，对城市团队的放权和赋能，给予员工的尊重、自由度和学习机会，都是基于分享经济逻辑的设置，搭建一个平台，让生态里的玩家互动，互相创造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互相产生正向影响。
在中国的发展
Uber于2014年2月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并在同年3月12日在上海召开官方发布会，宣布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中文名为“优步”。为了突出中国市场独特的战略地位，Uber总部还为中国成立了专门的团队。
Uber在中国市场的策略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它通过品牌跨界营销快速占领市场，与妈妈网、歌莉娅、宝马MINI、特斯拉等品牌合作。此外，Uber还强调通过应用传递快乐和惊喜，引起病毒营销。每个城市都以小团队、创业公司化运作，先招城市经理，然后组成三人小团队进行推广。Uber在中国的定位是高端，但其App、流程和服务等方面面临本土化的挑战。尽管如此，Uber仍然努力调整策略，迎合中国用户的喜好。
在争夺市场份额的过程中，Uber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尽管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其市场份额并未显著增加，甚至出现了下滑。最终，在2016年8月1日，滴滴出行宣布收购Uber中国的品牌、业务和数据，结束了Uber在中国的业务。
Uber和滴滴
仔细观察Uber和滴滴的产品逻辑，你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这两个APP的差异，以及其所代表的“硅谷派”APP与“中国派”APP的差异，仿佛就是中美两个社会的缩影。
Uber的规则设置得非常简单，几乎没有可以留给个人操作的空间：乘客叫车的动作只按一个按钮，不可以选司机，不可以自己加价；司机接单只需接受被派的单子，不可以挑选单子，不知道单子的细节，派单逻辑完全由系统完成，距离最近是派单的唯一标准；动态加价的价格由系统计算制定，用户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
但是规则的制定方——站在上帝视角的Uber产品设计和运营人员，必须用大量的思考制定规则，增进规则的合理性。规则中有大量的参数是可以由运营人员调整的，不同的参数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派单结果和体验，每个城市的运营人员都用海量的数据分析去研究城市的特性和运营情况，并且不断地调整参数，以获取最好的用户体验和系统效率。这仿佛就是一个小型的美国社会。
而滴滴以及其他国内打车APP的规则就给了用户很多操作的空间。在易到，乘客可以选择具体的汽车型号和司机；在滴滴，乘客可以选择加价多少，司机端采用抢单制，司机听不断播报的单子，抢自己喜欢的单子，乘客得到的车不一定是最近的。相应的，系统承载的计算量要小得多。比如，系统不需要计算动态加价的具体价格，而只要设置相对宽泛的阈值和对应的少数几个推荐加价额，由个体自己选择加价多少，并经过多次试错找到匹配。
这样自主的选择会让个体更受益吗？不一定。
司机常会抱怨抢不到真正的好单子。从概率上说，每个单子都自己抢相比完全由系统指派，最终得到好单子的概率不一定更高，但是人们更信任在一个不一定可信的规则里自己的选择，并在自主的选择中得到乐趣。
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区别
在中国和美国过马路，有两种不一样的体验和乐趣。在美国，绿灯的时候人们可以闭着眼睛过马路，不用动脑子，但却不被允许在绿灯到来以前穿过马路；而在中国，则可以有很多方法在某种红绿灯的组合中找到过马路的节点，从而节省时间，但代价是无论红绿灯，你都得眼观四路、耳听八方。
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及契约精神下的不同个体。美国的社会规则非常完善，每个人很遵守契约精神，当所有人都按照规矩行事的时候，系统能够达到它设计的最大效率，而个体不需要自己动很多脑子，可以“笨而快乐”地活着。而中国的社会制度相对不完善，个体本能地爱钻制度漏洞，甚至绕过制度，这对互为因果的蛋与鸡互相发酵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很聪明、爱操心也缺乏安全感，而一些制度也没必要去太仔细地考量。
一个产品，是中国产品经理做的，还是美国产品经理做的，几乎可以一眼看出。美国的产品界面都是非常简单的，而中国的产品界面都堆着很多东西，这正是因为两个社会的基因导致了不同的用户使用习惯，从而导致不同的产品逻辑。
分享经济趋势
分享经济是这个时代一个小小的浪潮，它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但是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它的场景、模式和规模得到了迅速的延展，并在某些领域里颠覆了人们的习惯。它还会继续发展，继续改变着生活，改变着产业链。
更多的分享经济也会不断出现，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它会在哪里给我们惊喜，以下几个猜想也许会给你一点启发。
- 发掘长尾需求。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快速变化。传统的供应和服务体系无法很灵活地满足各种个性化的需求，规模化的供应和服务也不是满足个性化最有效的方式。而分享经济正可以弥补这一点，通过长尾的供给、个体的供应，可以很好地满足个性化的长尾需求。
- 跨地域的分享。目前的分享经济形态更多地发生在本地、同城之内的分享，甚至同商圈之内的分享，以实体商品的分享为主。但是，当我们把视线从本地拓展到全球，我们看到更多分配的不平衡和更大的差异空间，这都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 技术改变分享介质。到目前为止，分享主要通过互联网这个“介质”发生，但伴随技术的进步，相信会有更多的事物可以被分享。类比一下，“真空”可以传播光，但并不能传播声音，而有了“空气”这个介质，就可以传播声音。比如当大数据的基础建设将产业打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生产和流通的决策将被改变，彼时是否会出现新的能够分享的信息和服务？再把脑洞开得更大一点，互联网改变的是分配的过程，那么生产的过程是否也可以被改变？当生产的技术有了突破，是否生产的元素也可以被分享？现有的生产关系和价值链是否会被颠覆？我们关注着，也期待着步入未来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