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否认AI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让人们享受到了前无古人的奇迹和便利，从无人车到大模型到机器人。但是，每当有新的AI应用落地，总会有一小撮人唱反调——那些被AI取代了工作的人。他们从自己的失业上升到对AI发展的反对，甚至还高举”AI应该服务人类而不是取代人类“这种大旗。出租车司机、程序员和二次元画师可以说是我关注到的在互联网上声量前三的反AI群体了。当然本文并非旨在批判他们，而是尝试从第一性原理阐释这一切：明明做大了蛋糕，却未能得到皆大欢喜的结局，为什么会有这种怪事？
其实仔细理一遍这条逻辑链，你会发现很多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信条其实是非常怪异的，并不直观符合第一性原理的。只是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当作了理所当然。
失业是坏事？
一提到失业，人们总是产生负面情绪。但从第一性原理看，这其实很奇怪！失业，意味着人不再需要每天定时劳作，不再需要做不喜欢的事情，意味着闲下来。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人不应该天生追求偷懒吗？怎么不用工作了反而成了坏事？
孩童们会这样提问，然后“成熟的大人”们就会说，不工作就没钱，就没饭吃，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顺带嘲笑一番提问者的天真无知。但是，这个推理是哪来的？不工作就有钱、有饭吃的大有人在：上有包租婆，下有低保户。工作了也没钱的也大有人在：上有志愿者，下有囚犯工，有些国家甚至还有奴隶。同理，没钱的人也未必没饭吃，有钱的人也未必有饭吃。工作、钱和饭，只是特定条件下才成立的一种社会契约，并不是自然规律。
都怪资本家？
想到这里，失业者们往往把矛头对准老板：都怪资本家，有了AI就不想养着我们这些工人了，真是卸磨杀驴！的确，从第一性原理来说，工人有了AI替他工作，就应该钱多事少才对。怎么反倒落了个被解雇，剩下的人继续加工不加资的下场？甚至有人会继续说，如果AI厉害到把所有工人都取代了，那没人买得起东西，资本家也要完蛋！
这种言论看似有理，实际上是因为没有理解社会契约——特别是资本家与整个社会的契约。都说资本家坏，剥削工人，可为什么世界上如今却没有哪个国家能完全摆脱资本家？既然是坏的，为什么不立法禁止资本家？合着大家都是口嫌体正直，嘴上抱怨身体离不开么？
资本家能存在、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必须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人类至今未能找到能真正高效整合全社会生产力的终极方案。这个终极方案必须适用于全社会，至少是全国；必须适用于各行各业；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兼顾标准和创新，兼顾稳定和颠覆——历史证明，所有尝试包揽全国统一生产管理的尝试都失败了，都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所有国家最终都选择了妥协，不是由政府包揽一切，而是将部分生产部门交给私人掌管，不同的私人之间自由竞争，政府仅作居中调控、防止恶性竞争的角色。这些私人就是所谓的资本家，掌管一部分社会生产部门，就是资本家与社会签订的契约，就是”万恶的资本家“始终无法被彻底清除的原因——他们承担着社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左人们闻言会震怒：难道没有资本家，工人们就不能自己管理好自己的生产部门吗？苏联和建国早期不是有工人委员会管理的工厂，不是生产发展得也很好吗？为什么非要引入一个高高在上的剥削者呢？
什么是剥削？
剥削似乎是一个跟地主资本家高度绑定的贬义词。它在政治宣传风口上被用得太多，以至于人们常常忽略它的物理实质。现在我们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拷问一下：资本家被称为剥削的，具体是什么行为呢？
从字面上理解，剥削就是夺走一个人的财富。确实，资本家夺走了工人的劳动成果，只还付少量工资，这样看说是剥削并不算错。问题是，国家同样会从人们手中征收税款，这样一来难道国家也成了资本家，也在剥削人民？左人答，国家收了税还要用之于民，算是等价交换，所以不算剥削；而资本家赚的钱被他私人占有，所以算剥削。这话看似有理，但我们从物理实质角度看就会发现漏洞百出。首先，国家是如何用之于民的？实际上还是把钱发给了公务员当作工资，或者用于向企业采购商品或服务，这些采购款最终依然变成工人工资或被资本家赚走，或者企业本身是国企，钱转一圈又回到了国家手里。资本家又是如何私人占有的？工人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堆在仓库里了吗？并没有，资本家仍然需要把这些成果卖出去，使得社会得到现实的商品或服务；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钞票，但是这些钞票被资本家堆在仓库里了吗？大多数资本家也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往往会将钞票进一步投资扩大生产（或者以金融投机形式在资本家之间交换，但脱实向虚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此处不展开），这些钱最终还是落到了工人手里，以及化为更多社会产品和服务。于是我们发现，国家和资本家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是合作关系，共同构成社会经济循环的一部分。的确，资本家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会比普通工人高，但相比于资本家实际上掌管的财富来说，这些消费终究是九牛一毛——至少可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本家是不可能将其财富主要用于个人消费的。既然没消费，这些财富就仍然存在于社会中，怎么能说是被“私人占有”了呢？
因此，在正常的社会生产循环中，“剥削”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正常的必要的财富转移现象，绝不是什么罪恶。此言论一出，失业的穷人们便要暴怒：社会财富这么多，怎么我还在挨饿呢？
显然，财富多却有人挨饿，只可能是分配有问题。那分配问题就应该都怪资本家吗？
资本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前面说了资本家和社会签订的契约，是替国家掌管部分生产部门；但为什么让私人掌管就能解决国家统一掌管遇到的问题，前面并没有展开。其实这个论述也非常反直觉：明明国家掌握着全国的权力和全面的信息，难道不应该比私人更有效地管理企业吗？怎么更盲目、更短视、智力水平大概率不如国家政府的私人资本家，反而能更好地管理企业了呢？
这个反问完全正确。实际上，绝大多数资本家确实不能比国家更好地管理企业，绝大多数私企都破产倒闭，没倒闭的大部分也只能说是苟活，根本竞争不过国企。绝大多数创业者都是失败的，最终难逃欠一屁股债黯然落幕的结局。这下更加奇怪了，国家为什么要愿意将一部分生产部门交给这些大概率要失败的人去管呢？
一言以蔽之，资本家或者说创业者，是国家故意安排的，用于试错的炮灰、耗材。
尽管人们研究出了无数科学理论，但至今无人能否认，真正颠覆性的创新往往来自海量的试错。理论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降低试错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那些颠覆理论的超级创新被发现的概率，更不用说以流体力学、材料化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一大串实验科学——什么叫实验科学，就是因为研究对象高度混沌，根本没有能强到足以代替绝大多数实验的理论，或者纯理论的计算过于复杂以至于实际上不可行。免疫学里的克隆选择学说，生物进化的变异和自然选择原理，都在指向宇宙的一条底层逻辑：创新的根本方法是试错。
正如生物进化依赖遗传和变异的平衡，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进步也离不开旧有经验的应用和颠覆性创新的尝试。于是，国企和私企就成了这个平衡的两端：国企负责稳定已有的成熟生产体系，最大化组织效率优势；私企负责当敢死队，以无数失败创业者为代价，探索那一丝概率虽小但一旦成功就会带来某种颠覆性的可能。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实中的国企往往掌管的是成熟稳定的、规模化效应明显的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往往不太会有颠覆性创新的可能，而是在一些比较确定的方向上做定向优化，例如钢铁、能源、通信、基建等。这些产业历史悠久，在社会中的功能定位也已经相当稳定，几乎不存在颠覆现有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逻辑的可能，只会有量变再难有质变。相反，国家鼓励私企去探索那些充满未知的领域，以前是互联网，现在是AI——这些生产领域该如何管理，如何整合到社会功能中，没有人能下定论，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交给民间无数的私人去试错。绝大多数人都会失败，但成功的人就能重新定义未来，社会会用杰出的财富和声望作为奖励，回报这些极少数成功者，而这些额外的回报相比于他创造的颠覆性生产力来说无疑是九牛一毛的。
作为创新和传统的中间环节，许多互联网巨头，名义上是私企，实际上已经在向国企转化。传统互联网行业已经走向成熟，对稳定化和规模化的追求已经渐渐大于创新。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企业拿不出堪比AI的颠覆性创新，那么逐渐国有化就是必然结局。
总之，资本家真正的社会责任，是作为一国向未知生产领域的试错耗材，不断探索颠覆性创新的道路，就像探索新航线的冒险家一般，悍不畏死，飞蛾扑火，从失败者的尸山中杀出一条血路，博取那一线生机和随之而来的滔天财富……而不是考虑分配问题！资本家的社会责任从来就不包括分配，不负责考虑工人的生活福祉，这些是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国家给出的答案就是《劳动法》，这是顶级精英国士们商讨出的分配方案，规定了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注意，这并不是将分配责任转嫁给了资本家，资本家只是国家制定的分配方案的执行者，而且还是受监督的执行者，执行不力就会受到惩罚——但社会财富的分配责任本身仍然属于国家。
当然，劳动法的现实执行不一定100%落实，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否定国家的分配责任——劳动法不健全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怎样的，众所周知。
分配的逻辑是什么？
既然分配的责任落到了国家头上，要回答为什么失业受穷的问题，就要从国家的立场全局分析。失业受穷的人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没有哪个正常国家会故意想要让人民受穷。于是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干脆大发福利养懒汉，人民不用工作也能有不错的生活水平。但是，财富不会凭空诞生出来，要发这些福利，就要有人工作生产，就要有人被剥削——不然怎么能养得起懒汉呢？有些国家选择剥削外国人，或是剥削本国那些”追求更好生活“的人。但更多的国家发现，这两种方法加起来也不够养活庞大的懒汉人口，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降低给懒汉的配额，迫使更多懒汉爬起来，去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接受剥削。这些起床的懒汉中，有一部分加入了国家暴力机关，用于镇压那些又想追求好生活又不想接受剥削，而选择用非法手段夺取财富的人。
而这个无奈妥协的系统中，就必然会存在因为能力与工作不适配而失业的人。国家保证这些人会有当前社会生产力水平所能支持的最低懒汉保障，同时用暴力镇压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生活铤而走险的企图。这些人失去了以前的生活水平，自然就会滋生不满。但从国家的角度看，这却是必要的代价。AI虽然让一部分人失业了，却让社会生产力提升，这样就会提高”懒汉保障“——让原本就在吃保障的人生活更好了，让未来的失业者比过去的失业者生活更好了。直到有一天，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就过上体面的生活，只需极少数有追求的人就能生产足以供养全社会的庞大财富，这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
真正的罪恶是什么？
这一番论述下来，就好像在说，其实谁都没错，我失业是我活该受穷？真是气煞我也！难道就没有一个罪恶的大魔王可以让我抱怨一下吗？难道这世上就没坏人了吗？
法律规定了一系列罪恶，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法律又会有很多差异，因此法条并不是罪恶的本质。法律本来也只是政治的工具，新政权推翻旧政权时往往也要审判几个”首恶“，这些首恶在旧法律中往往也不是罪人，新政权审判他们就是在用本朝的剑斩前朝的官，是违背法治精神的。但我们还是称这些人为”恶“，因为他们——
违抗了历史大势。
罪恶有无数具体的表现，但归根结底都是对历史大势的彻底背叛。这当然不是说失败者都是罪恶的，因为历史大势也会有短暂的逆浪。但罪恶最终一定会失败，失败是罪恶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因此罪恶的共同特征是违抗历史大势。有些人明知历史大势但控制不住自己故意违反，也有些人是没能看清历史大势自以为正确实际上犯错。
因此，如果你被企业严格遵守劳动法裁了换成AI，你大概率是不幸站在了历史大势的对立面——你确实活该失业受穷。但你也应该看到，你的生活一定比十年前的失业者更滋润，以后即使一直失业也会越来越滋润，只要你不追求当人上人，安心当社会底层。国家再如何发展，也只能不断满足人的绝对欲望，而不可能满足人”要比别人强“”不能垫底拖后腿“的欲望——这只能靠自己，怪不了任何人。
更重要的是，这种安心当底层的生活态度绝不是鼓吹躺平，而是共产主义到来前的一场观念革命。前已述，共产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少数生产者养大量的懒汉。懒汉未必是真的懒，也可能是个人能力不足，不满足工作要求，因此失业将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同样会存在大量一无是处的社会底层。但那时的社会底层，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必然远高于现今，但他们仍然会存在”落于人后“的怨气，这是数学规律，不是社会进步能解决的。绝大多数能力平庸的人注定只能选择接受，选择享受当下已经比过去好了无数倍的懒汉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