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雪特别大，覆盖了苏北小村的泥泞土路。十六岁的我攥着奶奶给的五毛钱，踩着冻僵的脚去村头赊猪肉。邻居家的炊烟裹着肉香飘来，我低头加快脚步——自从父亲病逝后，家里已三年没闻过荤腥。
一、 借火
腊月廿三祭灶日，母亲天不亮就拎着铁火钳敲响邻家门。她弓着腰，小心翼翼捧回一块通红的炭块，跪在冰冷的地上对着灶膛吹气。柴灰扑满她皴裂的脸，火苗终于蹿起时，她抹了把眼角的泪光：“有火，家就暖了。”那晚，她用借来的米和晒干的红薯干煮粥，盛饭时总把沉底的米粒舀给我，自己碗里全是浮着的红薯。
二、 赊年
村头肉铺的案板前，我盯着肥瘦相间的猪肉直咽口水。老板叹口气，在账本上划了道杠：“等你家猪出栏再还罢。”母亲用这半斤肉熬了一锅白菜，除夕夜端上桌时，她特意摆上父亲的空碗筷：“你爸闻着味，也算过年了。”我们就着咸菜吃糙米饭，窗外别家的鞭炮声炸得心头发颤。
三、 守岁
没有电视春晚，母亲从木箱底翻出父亲的旧棉袄给我披上。她就着煤油灯缝补我磨破的膝盖，针脚密得像在缀补日子。炭火盆里埋着烤红薯，她突然说：“你爸走时留话，穷不丢人，怕穷才丢人。”那一刻，我看见她鬓角的白发被火光照亮，像雪地里挣扎出的草芽。
四、 晨光
年初一，我踩着积雪去给父亲上坟。坟头的枯草挂着霜，我把偷偷留下的两个饺子摆在碑前。转身时，见母亲远远站着，手里捧着刚蒸好的枣馒头——那是她连夜给邻居帮工换来的。
二十多年后，我坐在城市暖气的楼房里，仍常梦见那盆除夕的炭火。母亲当年吹燃的不仅是灶火，更是困顿中不肯熄灭的念想：只要灶膛有火，碗里有粮，再冷的日子也能熬出春暖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