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社交场上，凯蒂·费恩不过是个被母亲精心包装的商品——美貌、优雅、略带轻浮，却唯独缺少灵魂的重量。她嫁给沉默寡言的细菌学家瓦尔特，并非出于爱，而是因年近二十六仍未觅得“体面归宿”的焦虑。婚后随夫远赴英属香港，她很快在空虚与寂寞中投入了风度翩翩的查理·唐森的怀抱。一场婚外情，看似浪漫，实则不过是两个自私灵魂的短暂取暖。
当瓦尔特发现背叛，他没有愤怒咆哮，也没有立即离婚。他给了凯蒂一个选择：要么让查理娶她，要么跟他去中国内地霍乱肆虐的湄潭府。凯蒂天真地以为查理会为爱牺牲，却只换来一句冷酷的拒绝：“我不能毁掉我的家庭。”那一刻，她的世界崩塌了——原来所谓爱情，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她引以为傲的美貌与魅力，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
于是，她随瓦尔特踏入死亡之地。湄潭府不是地狱，却比地狱更照见人心。在这里，修道院的修女们日以继夜照顾病患与孤儿，不问回报；瓦尔特埋首实验室，用科学对抗瘟疫，沉默如石。凯蒂起初只是旁观者，后来主动走进修道院帮忙，笨拙地学习责任、谦卑与共情。她开始看见自己曾经的浅薄，也渐渐理解瓦尔特那被理性包裹的痛苦。
然而，真正的震撼来自瓦尔特临终前那句低语：“死的却是狗。”
这句话如一道闪电，劈开了整部小说的道德迷雾。它源自戈德史密斯的讽刺诗：一位“善人”收留疯狗，反被咬伤，众人哀其将死，结果他痊愈了，狗却死了。人们惊呼：“啊！死的竟是那条狗！”——表面荒诞，内里却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我们常把他人当作加害者，却看不见自己才是内心野兽的饲主。
瓦尔特一生自诩理性、高尚、受害者。他带凯蒂去疫区，美其名曰“给她赎罪的机会”，实则是希望她在霍乱中死去——这是披着道德外衣的谋杀。他的爱，从一开始就掺杂着控制、羞辱与自我证明的执念。他以为自己是那个被疯狗咬伤的善人，临终才恍然：真正发狂的，是他自己。那条被嫉妒、怨恨与骄傲喂养的疯狗，早已吞噬了他的灵魂。所以他说：“死的却是狗”——不是凯蒂，不是查理，而是他自己。
而凯蒂呢？她曾是虚荣的、依附的、逃避责任的。但正是在湄潭府的苦难中，她撕下了那层面纱。她不再需要通过男人的目光确认自己的存在。即便瓦尔特死后，她一度回到香港，重陷与查理的肉欲，却在激情退去后彻底看清：那不是爱，而是惯性的沉沦。她终于选择离开，回到英国，与疏离已久的父亲和解，并决心将未出生的女儿培养成“一个自由的人，不依赖任何人”。
这，才是《面纱》真正的救赎——不是靠神启，不是靠爱情，而是在直面死亡与自身丑陋之后，依然选择向善的勇气。
毛姆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每个人脸上都戴着面纱——社会身份的、道德优越的、情感伪装的。
而每个人心里，也都拴着一条疯狗——可能是嫉妒，是虚荣，是报复心，是控制欲。
多数人一生都在指责别人是疯狗，却从未低头看看自己脚边那条龇牙咧嘴的畜生。
“死的却是狗”，不仅是一句遗言，更是一声警钟。
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觉醒，不在于揭穿别人的面纱，而在于承认自己内心的疯狗，并亲手为它掘墓。
当凯蒂最终走在回英国的甲板上，海风拂过她的脸，那层面纱已被彻底吹散。她不再完美，却真实；不再依附，却自由。而瓦尔特的名字，连同那条死去的狗，沉入历史的雾霭之中——成为一面永恒的镜子，照见所有自以为是的“好人”。
在这个人人都急于表演善良的时代，《面纱》的锋利依旧刺骨：
别急着审判他人，先问问自己——你心里的那条狗，今天还活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