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个“人岗错配”的困境
在最近的职业探索中，我陷入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困境。
当我面试产品经理岗位时，面试官总会带着一丝惊讶确认：“所以，你其实是会写代码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开发呢？”而当我面试工程师岗位时，面试官在深入交流后，却往往会给出相似的结论：“我觉得你的思维模式，其实更适合去做产品经理。”
这种普遍的“错配感”，迫使我直面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一个技术人心中，“技术”与“产品”究竟应该处于何种关系？
我的答案，源于对康德“人是目的”这句箴言的一次戏仿：技术是手段，产品是目的。
我热爱技术，但正是这份热爱，让我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如果技术这个强大、精妙的“手段”不能服务于一个有价值的“目的”，那它所有的优雅和复杂都可能沦为一种自我感动。
我选择“逃离”编码，不是因为我不再珍视“手段”，恰恰相反，是为了能站在一个离“目的”最近的位置上，赋予我所掌握的技术手段以最大的价值和意义。这篇文章，就是这次选择背后的战略思考。
第一章：动摇的根基：代码的“后稀缺”与价值新大陆
要理解这次选择的底层逻辑，我们必须先审视当前技术价值链正在发生的根本性断裂。
1.1 代码的“古腾堡时刻”
AI的出现，正在为软件开发带来一次“古腾堡时刻”。
在古腾堡印刷机发明之前，“抄写”是一项备受尊敬、价值高昂的技能。然而，当印刷机让“复制信息”的成本趋近于零时，抄写员的价值就被不可逆转地稀释了。真正的价值，迅速地向上游两个环节聚集：1) 撰写原创内容的人（作家/思想家）；2) 决定印刷什么、如何分发的人（出版商）。
今天的AI，就是软件世界的“古腾堡印刷机”。它正在让“实现标准模式的代码”(Standard Pattern Implementation)这一行为，从一种稀缺的、高价值的“手艺”，变成了一种廉价、丰饶的工业化生产能力。
事实上，这个趋势并非始于AI。像Retool、OutSystems这样的低代码/无代码平台，早已在特定领域（例如内部工具、管理后台）开始了对“CRUD工程师”的价值稀释。它们证明了，一旦某个领域的“问题模式”被充分理解和抽象，“编码实现”就可以被一个更强大的组件（平台）所取代。AI只是这一不可逆趋势的指数级加速器，它将这一抽象过程从特定领域扩展到了通用编程领域，标志着我们彻底进入一个代码的“后稀缺时代”。
1.2 从“信息”到“注意力”：价值的终极战场
当作为载体的代码本身不再稀缺，新的、也是终极的稀缺资源是什么？答案是：用户的**“注意力”**。
在后稀缺时代，商业竞争的范式已经改变。对于大多数公司而言，最大的成本和风险，不再是“我们能否把它做出来？”（实现的成本），而是“我们做的东西到底有没有人要？ ”（发现的风险）。
“开发”成本正在被AI压缩，而“发现”——即验证什么东西值得被开发——的成本与风险，却在急剧上升。企业的生死，不再取决于功能实现的效率，而在于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用产品捕获并留住用户的注意力。价值正在从“执行端”不可逆转地向“定义端”迁移。
第二章：新世界的地图：技术演化的生态学指南
这种价值迁移并非偶然的商业现象，而是技术演化自身规律的必然结果。为了在新的环境中生存，我们需要一张新的地图。
2.1 创新的引擎：组合与“临近可能”
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洞见：所有新技术都是现有技术的组合。AI的出现，其革命性不在于它仅仅是一种新技术，而在于它以指数级增加了“可供组合的构建模块”的数量和质量，并极大地降低了组合的摩擦力。
其结果是，创新的“临近可能”(Adjacent Possible)空间——即当前技术水平下一步所能触及的创新范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和变形。昨天的最佳实践，今天可能就已过时；昨天无法想象的解决方案，今天可能已触手可及。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创新大陆板块正在剧烈漂移和碰撞的时代。环境的本质特征，不再是局部的优化问题，而是“根本性的不确定性”。
2.2 生存的战略抉择：K策略者 vs. r策略者
在这个剧烈动荡的生态环境中，个体必须做出战略选择。生物学的“r/K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分析框架：
- K策略者 (专家路线) : 适应于稳定、资源有限的环境。他们倾向于成为“深井”专家，在极其狭窄的硬核领域（如AI底层算法、分布式系统内核、特定行业的深度架构）建立护城河。他们在一个确定的生态位里进行深度优化，是赢家通吃的道路。
- r策略者 (探索者路线) : 适应于动荡、充满新机会的环境。他们倾向于成为“快船”探索者，放弃对单一稳定生态位的依附，追求极致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不断变化的大陆间快速试错、寻找新机会。
这两条路都值得尊敬，但它们需要截然不同的禀赋和心态。面对“根本性的不确定性”，我选择成为一名r策略者。
第三章：我的选择：作为终极r策略者的产品经理
选择成为一名r策略者，就意味着我必须找到一个能最大化“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职业生态位。在审视了所有可能性之后，我发现，产品经理——尤其是拥有技术背景的产品经理——正是这个时代最佳的r策略角色。
3.1 r策略者的工程哲学：将复杂性推给最强者
r策略者之所以能快速探索和适应，是因为他们遵循一种深刻的工程哲学：将复杂性推给系统中最强大的组件。
这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推动软件工程发展的伟大思想：
- 我们曾将硬件细节的复杂性，推给了编译器。
- 我们曾将内存管理的复杂性，推给了GC和运行时。
- 我们曾将海量配置和依赖管理的认知负荷，推给了像Spring Boot这样的框架。
- 我们曾将基础设施和容错的复杂性，推给了云原生和控制平面（让Kubernetes去自愈，而不是要求人编写永不崩溃的程序）。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更激动人心的转折点上：我们开始将“业务逻辑实现”的复杂性，推给那个最新、最强大的组件——AI大模型。
这种哲学彻底颠覆了对“完美”的追求。r策略者的目标，不再是耗费巨大精力去编写覆盖100%边缘案例的“完美代码”，而是用最快的速度，实现 “common cases first”（优先处理通用场景），将一个能用的产品投放到市场中，去抢占稀缺的注意力。我们容忍局部的不完美，以换取整体系统对市场需求的快速迭代和适应。
3.2 产品经理：“临近可能”的领航员
在这样的工程哲学下，产品经理的角色被赋予了全新的、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他们正是探索“临近可能”新大陆的领航员。
其核心工作，被重新定义为三个步骤：
- 感知 (Sense) : 敏锐地察觉技术“积木箱”里又多了哪些强大的新“积木”（例如一个新的AI模型、一个新的云服务、一个新的开源框架）。
- 组合 (Combine) : 创造性地想象如何将这些新旧“积木”进行前所未有的组合，以解决一个过去无法被解决的用户问题，或创造一种全新的用户体验。
- 验证 (Validate) : 快速定义MVP（最小可行产品），利用AI极大地加速“Build”环节，然后将产品投向市场，去验证这个“新大陆”上是否真的有黄金（用户注意力）。
3.3 创客精神的复苏：工程师背景的核心杠杆
AI极大地降低了创造的门槛，正在催生一场“创客精神 (Maker Spirit) ”的伟大复兴。这正是我选择产品经理，并视我的工程师背景为核心武器的原因。
一个懂技术的PM，是这场复兴中最完美的范例。他拥有定义“创想”的能力，同时具备与AI高效协作、将“创想”快速变为现实的“手艺”。他一个人（或一个极小的团队），就能以极高的效率，走完过去需要庞大组织才能完成的创想(溯因) → 编译(AI) → 验证(市场)的循环。
我的工程师背景，不再仅仅是写代码的技能，它成为了我在产品经理这个r策略生态位中，进行快速、灵活探索的核心杠杆。
3.4 领航员的重负：不只有星辰大海
当然，这个选择并非全然是理想化的。虽然我们描绘了产品经理作为“创客”和“领航员”的光鲜一面，但现实中，这个角色更多时候是“组织润滑剂”和“资源协调者”。
在复杂的组织环境中，产品经理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进行跨部门的对齐、向上管理以争取资源、向下沟通以凝聚团队，以及处理无数的流程和会议。选择这条路，不仅是选择了创造的自由，也选择了承担这种组织熵增的重负。这要求极高的沟通能力、政治敏感度和情商，这是许多工程师转型时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四章：风险、边界与前路
任何战略选择都需要对其风险和边界有清醒的认识。
4.1 AI能力的现实边界
我们的核心论证，建立在“AI能处理大部分业务逻辑实现”的假设之上。但现实是，当前AI在处理高度模糊的需求、保证系统级的一致性和可维护性、进行深度调试、以及理解大型代码库隐性上下文方面仍有巨大局限。
AI是一个强大的“编译”工具，但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执行”环境。正因为AI不完美，才更需要一个懂技术的PM去进行高质量的人机协作流程设计——知道何时信任AI，何时需要人工干预，以及如何构建防护栏。
4.2 战略选择的风险与适用范围
我们倡导的r策略，也并非没有风险。其内在风险是缺乏深度积累，可能导致职业路径不稳定，陷入“样样通，样样松”的困境。r策略者必须在广度探索的同时，保持对核心方法论（如用户研究、数据分析、增长实验）的深度掌握。
同时，必须承认，这一战略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它在争夺用户注意力的应用层（尤其是To C和快速迭代的To B领域）最为适用。但在基础设施、深度科技、高可靠性系统（如金融核心、航空航天）等领域，对技术实现的深度、稳定性和完美性的追求（K策略）依然是核心竞争力，且在短期内难以被AI撼动。
第五章：结论：不是逃离，是回归创造的远航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
我为什么“逃离”编码？
因为在一个“代码”本身不再稀缺，而用户“注意力”成为终极战场的时代；在一个由“组合式创新”引爆了“临近可能”空间，从而剧烈动荡的时代——固守单一的、正在被商品化的“执行者”角色，无异于在旧大陆的海岸线上，等待一块正在缓慢沉没的土地。
我选择从软件工程师转向产品经理，不是对技术价值的否定，而是对技术演化规律的深刻致敬。这不是一次逃离，而是一次主动的、基于对现实世界复杂性深刻理解后的价值链跃迁。
我逃离的，是一个日益被商品化的“执行者”角色；我奔向的，是一个在“临近可能”大爆炸时代里，重新被赋予了极大创造自由的“领航员”和“创客”身份。
最终，这是我作为一个技术人，对“技术是手段，产品是目的”这一信念的根本实践。我选择站在离“目的”最近的地方，将整个日新月异的技术世界，都看作是我可以调遣、可以组合的强大手段。
这，就是我对这个时代的回答。这是每一个技术人，回归创造本质的远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