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箱，是借用维特根思坦的说法，这一讲主要说明哲学专用的方法。
哲学方法第一个功能，是试图证明我们能够构造出真命题，或者说必然的命题，同时当然也能够指出不可信的命题。这里的关键词就是必然性。构造必然命题在形式系统中是没有问题的，但关于经验命题的必然性是没有解决的，这意味着我们至今不能充分的解释真理，我们至今没有解决三百年前的休谟问题，经验不管积累多少，也不足以推论出明天的事情，即经验的积累不能够保证一个真命题的传递性。必然性就是形而上学的虚构，在形式系统里，确实能够实现必然性，具有先天（a priori）的功能，但不能证明同时具有先验（transzendental）的功能。a priori不依赖任何经验的证明，不依赖任何经验的案例，仅凭其形式本身就为真，比如逻辑和数学。transzendental，康德想象人有一套a priori的思想结构，碰巧用于经验时总是为真。即a priori用于经验总是为真的效果。有把握的必然性只能在a priori上，在transzendental上是没有把握的。由康德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相信和知道可以不一致，我可以相信一件事，但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物。
哲学方法第二个功能是发现重要性，我们没有能力选择所有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做出选择，重要性是被选择制造出来的，这是存在的基本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平等”这件事情是不存的，也不可能存在，在做选择是会区分出有的事情重要，有的事情不重要，选择一件事而放弃另外一件事，这就是不平等，所以选择的本质就是歧视，“平等”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柏拉图提出理念这样的标准，越靠近理念就越重要，黑格尔、马克思也提出重要的指标，精神的运动或物质的运动，总是要朝向更好的方向更发展，这意味着以前的，或者现实的就不好，达尔文也差不多。新近的一些方法，我们首先建立初始状态，一般包含不变的基因，这些是最重要的。还有博弈论的模型，用来判别效益最大化或者风险最小化。在重要性的背后，有一点是普遍性，重要的东西总是想要普遍化。但普遍化同样是形而上学的构想，普遍性甚至不能证明概念本身是普遍的。另外普遍性总是在和必然性连用，比如康德。但二者未必相同。
哲学方法第三个功能是判别概念和命题的意义。意义至少是一种人人都可理解的，一个所指，或者一个链接。除了逻辑和数学上有严格的意义外，其他诸如社会学科，并没有严格的意义，即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存在严格的映射（mapping）。
从效率的角度来说，介绍哲学专用的方法如怀疑论、现象学。
怀疑论的用途或者说效率，在于能够对任何奠基性的思想进行反思，用思想对抗思想。这些最做基本的观念不是知识，其实是信念，我们相信其为真，但未必是真。怀疑论的一个基本的手法或者说技巧叫做“悬搁”，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即“存而不论”，也就是说一些基本的观念，我们无法判断是真是假，就悬搁起来，不要让这些基本观念影响思想。有几名重要的怀疑论者，笛卡尔在此基础上，期望通过怀疑找出不可怀疑的事物，他成功了，即“我思”，这是不容置疑的。休谟提出了两个难题，至今也没有解决：我们不管有多少的经验，也不可能从经验中发现因果关系，如果发现不了因果关系，那所有的知识是不可靠的，因为因果是所有知识的基础；我们从事实不可能推论出价值，即我们无法声称什么事物一定是好的，价值没有事实依据。一个问题摧毁了知识论，另外一个问题摧毁了伦理学。后来的伟大哲学家试图解决这两个问题，没有那么伟大的哲学假装没有这两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引入了无穷性的问题，我们的知识或者信念如果加上无穷，那么就没有把握了。比如一个词汇，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语境越来越多时，词汇的意义也会越来越大。而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境况（cases）来理解某个事物的意义。
现象学还原借用了“悬搁”的技巧，将客观事物存而不论，这样就剩下意识本身。对于胡塞尔来说，还原实际上是一种提纯的方法，在意识之中将所有的杂念都排除掉，只留下不借助任何媒介，直接的事物，这些事物在胡塞尔这里甚至是真理，这些事物不需要假设，在意识中已经存在，这个事物就是时间。时间不是一个假设，不需要借助任何媒介。意识是有方向的，胡塞尔提出了意向性的概念，意识的对象是意向性构造出来的。这意味着时间构造了空间，这样也可以反过来从空间结构分析意识对象。胡塞尔认为这是全部知识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