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思想的方法与算法
赵汀阳认为只有学会了方法，才能够去真正做哲学，所以他想要探讨方法论。（他应该对维特根斯坦极为推崇）。
如何认出某书是一本哲学书？一般的回答是书中在讨论哲学问题，那么这本书就是哲学书，我们通过问题认出一本书。
那么什么一个是哲学问题？
传统意义上，大问题、终极问题就是哲学问题。但分析哲学认为终极问题问题都是无意义的，比如说美学问题、伦理学问题，这些判断都没有真实的意义，相当于说“啊”，感叹号，这对事物没有任何描述，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还有人将哲学问题分为“视觉传统”和“听觉传统”。视觉是主动的，听觉是被动的。希腊是视觉传统，基督者是听觉传统，现代哲学又回到了视觉传统。在中国，儒、佛、道一般是听觉传统，墨须、兵家、名家一般是视觉传统。汉代发展经学后，听觉传统就成了主流。视觉是为了求知、听觉是为了求信，当然这两者都是哲学问题。
人类从初始状态来说，所有最初的问题都是哲学问题。在初始问题之后，后继的发展更说明问题，一种是推进和改变问题，这种做法需要发展方法论；另外一种是复述，这种方式对初始问题基本没有推进。（这种方式是一种学徒模式，中国思想的基本模式就是学徒的传统，为什么这样说，中国自古以来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老师，有了天地君亲师的概念，师甚至成为了政治概念，那么思想的活动就成了学习。学习到的都是能够被教的东西，基本就是伦理学。这样的模式学不到智慧。书本在中国成了一种阶级概念，读书人成了一种阶级身份。师学书是一种官方的传统，中国农民的传统是天地人，这是中国人智慧的来源。）
推进或者改变哲学问题就需要发展方法论。方法论一般分为两类：方法和办法，这两种都是思想的技术。方法具有一般性（郭：这可以理解为代码中的工具类，任何Service类可以调用工具类中的方法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办法即思想的算法，这具有特殊性，这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其有效性不能独立于研究对象，这是办法的局限性，比方说我有一个办法适用于某研究对象，那该研究对象就会呈现出与办法相配的性质。如果我只有一把锤子，那我看什么都像钉子。也就是说办法一定会预设某种观点，甚至价值观。而观点是人人都有的，所以维特根斯坦说你不要告诉我你想要什么，而是你怎样去做，how优先于what。也就是说观点未必重要，因为我们所能知道的观点都是经过历史考验的，都是公开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每个观点都是足够高明的。比如说上帝存在，这是一个观点，假设你能够证明上帝存在，那这就是提出了一个理论，理论的重点在于有方法，而方法能够构造至少一个可能事件，或者说把什么东西变成什么东西，方法具有这样的构造能力。很多文章都是在陈述观点，罗列一个个观点，这样是笨蛋的做法，因为这样罗列观点相当于命题的合取，只要有一个合取项为假，那整个结论就是错的。一个合格的哲学家是聪明人，哲学家会使用推理论证，除了前提可能是错的，整个推理过程是没有问题的，而推理论证就是一种方法，可见方法的重要性。
方法有很多种，比如逻辑和数学、还原论，还原论是建构知识的方法，虽然有其漏洞。这两种最历害的方法任何学科都可以使用。这些方法对于哲学的问题都很有用，但也有解释的局限。这些方法可以解释从一到二，由二到三，乃至无穷，唯独不能解释从零到一的事情。而这零到一的问题都是一切思想的基本假设，由这些基本假设建概理论体系，而这些假设都是不讲理的，未经证明的，不仅仅是哲学，科学的，数学的基本假设都是未经证明的。例如欧几里德几何，两千多年似乎都没有问题，但到非欧几何的出现，一直以来的公理就被打破了。这意味着所有的这些基本假设，逻辑、数学等都不可能给予解释的这些基本假设，就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这是哲学要做的事情，这叫做反思，因为这相当于思想用来看思想本身。基本上哲学史都会从苏格拉底开始，前苏格拉底算是哲学的准备，因为从苏格拉底开始，思想才开始看自己（苏格拉底喜欢抬杠）。中国的反思不如希腊，这可以追溯回老子，“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这借用了另外一个尺度来看待事物，是反思性的。
思想在反思自己时，首先想到的是，会看到什么东西，即思想的对象，哲学一般来说是追求真理，即思想对象中有哪些是包含真理的。在看自己时，思想对象都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继而看到对象的性质。如果采取第一人称，即“我认为”，“我经验”类似于这样的句子，是一个合格的思想对象，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思想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私人的问题，没有理论价值；如果采取第二人称，可能会包含思想问题。一般都在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即“我们”（we），以这样的方式将第二人称包含进来。we ought to do 承诺了I ought and you ought，即承诺了主体间性，这需要证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要证明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一致性。如果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这时候就是we think了，这时候想要证明一致性更加难。科学性的问题是要求有一个描述（description），这又承诺了事实性和主体间性的一致性；如果采取第三人称的表述，这个公式就变成了“事物是这样的，并且本来就是这样的”，it is so and so as it is。这就提出了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因为这既不是自己看见的，也不是他人看见的，而居然声称这个事物本身就是这样。这个时候就需要证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是不可证的，就如康德所说不可能了解自在之物。这时候没有办法对客观性进行更多的动作（客观性就是第三人称，实际上这是上帝），只能往主观性退一步，即从思想内部如何看待事物，也就是说要证明“这件事物是这样(is is so and so)”是真是假，不需要引入外部世界，这是知识论关心的问题，这需要从意识内部来判别真假。
从意识内部来判别真假，一般来说有三个难点：从零到一的基本假设很难证明为真，这都是主观定义的，这如果是真的，说明这个基本假设有自名性；由知识构成的系统的一致性难以证明，单独的知识是经验，关联起来的知识组成的知识系统，这样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这样的系统是需要自圆其说的，整个系统中的知识，每个命题都不能够矛盾，其次要有融贯性（郭：我理解是连续性），每个命题要能够配合。
哲学的自反性难度等价于万物理论，一般来说哲学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古典的任务，认识宇宙万物，这个资格被物理学剥夺了。那么哲学问题基本就剩下一个问题，就是反思自身，即自反性。
如何寻找反思的方法，方法一定是由问题来逼问出来的，所以方法的基本性质就是能够建立一种那够解决某一问题的函数关系。方法是从历史上慢慢形成的，思想也是慢慢发展的，追溯回去，逻辑学和公理法（几何学）是西方最重要的两个方法，公理系统实际上也是很难建立的。中国的方法是历史学和周易。
总之方法一定是要解决问题的，为什么需要解决问题呢？为什么没有困难也要创造困难呢？赵汀阳认为是天人不合一的的原因，中国很早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原因就在于天人不合一。人类有自由意志，人类文明想要建立自己的秩序，就必然是天人不合一的，因为这些是自然本来所没有的秩序。如何建构秩序是创造文明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基本等价于上帝创世，二者的不同在于上帝是从无到有（假如上帝存在），人类的创世纪是从有到有的，由自然的秩序换成了文明的秩序。所以思想的根本前提是天人不合一，人类试图重回合一的状态。
人类的创世纪是从语言的创世纪开始的，人类最初就有一个比较发达的信号系统。但信号系统不是语言，因为一个信号不能解释另外一个信号，语言的特点就是在一个语言系统内，是可以自我解释的。一个语言的任何一个词汇，或者任何一个句子，都能在语言内部找到其他的词汇或者句子进行解释，这是一个典型的自反结构。赵汀阳猜想人类有信号系统已经很长时间了，在三五万前时，有一个天才，在信号里边发明了一个奇怪的信号，他不指向外在事物，而是指向另外一个信号，为什么会指向另外一个信号，其目的一定是为了否定这个信号，如果是肯定这个信号，那么指向这个信号实际上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指向另外信号的信号，一定是否定的，即否定词——“不”，否定词意味着可能性，有一个可能性，就有无限多的可能性，因为可以递归的使用否定词，这样就有了无穷多的可能事件，这样思维就有了无穷性，这意味着思想的大爆炸。信号系统就转化到了语言，这个时间很长，目前也会有一些残留，比如感叹词，语气词，“啊”，就是残留。
信号系统转化成语言后产生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分类学，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基于分类。中国的汉字是象形文字，更能体现出分类学的意义，中国的分类学直接附属于文字。西方是拼音文字，没有附属的功能，反而激发了他们发明一个基于知识系统的分类学，第一个提出者就是亚里士多德，赵汀阳人为他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到现代后，数学加入进来，分类学转化成了集合论、范畴论等等。我们在生活中在实际应用分类是非常多的，可以说想要多少分类就有多少分类。比如神经病和正常人的分类，福柯就认为这样的分类不合理，赵汀阳与精神病院院长也探讨过这个问题，院长认为神经病就是与众不同的人。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分类学本身是否可靠，是否有客观的依据，是否有就其本身的分类，而不是主观的分类。中国一般按照物与人的关系来分类，比如害虫与益虫。
在分类学基础上，可以发展出概念的方法。概念的要点在于定义（definition），定义就是建立边界，概念就是建立一个封闭的、无漏洞的边界。如果对某一事物已经可以定义，这其实意味着对该事物的知识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定义其实就是知识的理想，去充分的定义某一事物。定义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只能趋向于定义。罗素的方案是一个函数关系的模式，我们给出一组模状词，模状词实际上就是描述（description），对某事物X给出一组模状词，那够让我们识别出X就是X，那就是定义。但这个描述指的是在经验上可以被识别的，这样会把人类主观的东西，比如思想、艺术等都把排除掉，基本只剩下自然科学了。后续进一步发展的方案是，给出这一组模状词的同时加上存在论的承诺。我们不仅要给出对事物的描述，还要说出该事物存在于哪个可能世界当中。这样被罗素排除掉的东西都会被请回来，比如孙悟空，在西游记的世界中为真，在西游记世界之外就不为真了。中国在概念这个方法上是个弱项，中国思想基础是意象，以意象为基础也能够产生思想。意象不是概念，没有边界，并且可以生长，中国的思想比较含糊原因就在这里，不同境况下甚至可以即兴的搭配不同思想。这不是理性的。中国是诗性的，西方是理性的。中国的学者也比较喜欢海德格尔、德勒兹、拉康这些比较含糊的西方学者，因为找到了相似性。
接下来是逻辑的方法，思想是否有一个一般的算法？人工智能正是回响。
还原论是经验知识的方法，有两个基本假设：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在今天被证明是错的；所有事物都可以被解剖的。这在今天来看也是有问题的。
对于后两种方法，因为时间的原因，赵汀阳并没有多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