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对两种生存模式之根本不同的分析
第四章：什么是占有型模式
贪得无厌是社会占有型模式的基础。现代社会以私有财产、权力为生存支柱，贪婪的攫取、占有成了工业社会中个体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权力也只是为了私有财产而服务，为正当地牟取私人财产提拱合法的依据。（但财产不只是私有财产，现代社会强调私有财产是有偏失的。）
然而绝大多数人没有资本和生产资料，那为何还对谋求并保有财产怀有极大的热情？从前的父权制社会，哪怕是最贫困的男人，也能成为财产所有者，他们占有妻子、儿女、牲畜。现在妇女儿童得到解放（郭：没有人得到完全意义的解放），父权对人的占有逐渐解，工业社会发展起来，显性的占有人是不可能的。那么占有的领域就会扩大到其他方面，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自我、健康、旅游、各种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的被物化。我们的身份意识的基础变成了物，各种物品不在是主体所喜欢的物品，而是成功了象征符号、权力的延伸，成为一种构建自我的材料。
综上所述，占有型模式的本质是私有制。“我有某物”的表述意味着通过我对客体的占有来定义我这个主体，换言之就是主体并不是我，而是我所拥有的东西，“我是我”言下之意就是“我是我因为我拥有某事物”。
占有型模式是一种僵死的关系，并非人自然生长的趋向。而阻碍自然生长趋向的事物，是一定会被内在的生存结构反抗的。工业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摧毁一个人的意志而不使之察觉。通过灌输教条、奖惩机制、意识形态等手段，使得个体以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会意识到这是被规训的结果。然而内在的自然生长的结构让人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去反抗，例如对性的污名化，及因此带来的性狂热、性反常行为，然而这种反抗是徒劳的。
语言是强化种种规训的重要因素，例如名字，似乎成为了人的等价物。再例如表示物体的名词，这些名词暗示我们说的是一成不变的实体，而实际上这些物体是经由我们身体的感觉，转换成对具体实物的知觉，这些知觉则是文化学习的结果。是社会教会了我们把身体上的感觉转变为知觉，从而使我们能够掌握周围的世界，以便在特定的文化中生存。
另外，需要区别生存型占有和性格型占有。因为人的生存要求我们必须要拥有、保存、维护和使用某些物品，才能够存活下去，这种占有，可以被称为生存型占有。而性格型占有则是社会条件作用于人类的结果，看似生存本能，其实不然。生存型占有不会与存在发生冲突，而性格型占有必定与存在发生冲突。
第五章：什么是存在型模式
占有的是物体，而物体是可以描述的。存在是一种体验，体验是不可以被言尽的。存在型生存模式需要积极主动的能力，那么这里就需要理解主动(activity)与被动(passivity)的意义。
在现代用法中，主动通常是指获得社会承认的、有目的行为，这种行为产生有利于社会的变化。但这种主动仅仅指行为，而忽略了行为背后的人。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背后的人是“被主动”的状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此时现代意义的主动，就需要区分出来“积极主动”和“忙碌”(busyness)，两者有根本区别，对应的是“非异化”和“异化”两种活动形态。异化的活动，我并没有体验到自己作为行动的主体，只能体验到活动的结果，两者是分离对立的。（在心理病理学领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就是典型的活动异化。当下大多工作应当也属异化活动，因为人们更多关注行动的结果，而非过程）；而在非异化的活动中，我体验到自己作为活动的主体，去创造、生产，我、我的活动、活动的结果是同一的，这种非异化活动，称作“生产性活动”(productive activity)。这里的“生产性”并不代表某种新的、独创的东西，而是活动的本质。
通过与占有的对比来阐明存在大概是上述所说。而存在的另外一点重要的意义，在于“表象”的对立面，即我表现出的行动不等同于我的性格（郭：这一点在区分积极主动和忙碌时也有所体现），我的行为只能部分反映我的存在，而“去掉面具”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内在现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揭示了行为与性格、面具与其隐藏的现实之间的差异。我们被压抑的乃是一非非理性的、婴幼儿时期的以及个人化的经验（郭：本质应该是性欲），这是经验是对真实的认识，一旦进入意识领域，做出行动，就会把生活变得艰难。总而言之，“存在”指向的是真实，与虚假、虚幻的图景相反，透过表象洞察现实乃是通向存在的道路。
第六章：占有和存在的其他方面
安全感与不安：占有型模式依赖已拥有的东西，因为我们对已拥有的东西似乎有某种权力，我们了解这些东西，从而获得安全感。通过已拥有的东西来定位自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失去了这些占有的东西，那我又是谁呢？显然会缺失自我的定位，这种通过外物来构建自我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在存在型模式中，我就是我，而不是我占有的东西，那么任何状况都不会剥夺自我的安全感和身份认同（郭：死亡需要特别讨论，当我们以存在型模式生活时，生命不在是我们所占有的事物，那么生死同样不会影响自我认同。占有越少，存在越多，也许当生命完成后，存在才是最丰满的时候），我的存在能力以及表达我本质力量的能力是我性格结构的一部分。占有型模式下，所占有的东西会越用越少，而存在型模式，通过实践则会不断成长。
团结与对抗：在占有型模式中，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竞争和对抗，因为如果我是我所占有的东西，那么占有的愿望会演变为占有很多、占有更多、占有最多，这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存在型模式中，占有不再重要，因为我不需要占有某物才能去欣赏或使用它。这意味着万千的人可以在同一事物中获得快乐，因为没有人去占有这一事物。
快乐与享乐：快乐是活力（积极主动）产生的，享乐则是欲望的满足，而满足欲望并不需要人的积极主动，这种享乐可能是强烈的，比如很多的钱、中了彩票、性快感、赌、毒等等。显然，这样的激情是病态的，这样的极端享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困境。
罪孽与宽恕：从占有型模式的角度来解释，罪孽本质上等同与对上帝意志的不顺从，宽恕可以消除这种罪恶感，但这种宽恕只有权威才能做出。那么整个流程就是：罪孽（不顺从）-> 罪恶感 -> 重新屈服（惩罚） -> 赦罪，每一个不顺从的行为都会导致更大程度的服从，这样的专制结构从属于占有型模式。而在存在型模式的视角下，亚当和夏娃最初时二人即便一丝不挂，也不会觉得羞耻。但当他们吃了果子之后，意识到了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此时，最初浑然不觉的一体已经破灭。那么他们的罪孽是什么呢？是在于他们彼此都变成了疏离、孤立和自私的人，无法通过爱来结为一体。这种罪孽源于人的生存本身，人被剥夺了与自然界原初的和谐关系（这种生存状态在天主教神学中被称为“地狱”）。这种情况下，罪孽不是不顺从的行为，因此不需要宽恕。但是必须被治愈，而治愈的要素就是爱。
此时此地与过去将来：占有型模式只在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之中，本质上不会脱离时间，占有在任何时间的体验并无不同。但现在，此时此刻这个时间点，时间并不能统治存在。用文字记录思想发生在时间之中，但构思这一创意行为本身却超乎时间之外。存在的每一种表现形式都是这样。对于爱、快乐以及领悟真理的体验都不在时间之内，而在此时、此地。这意味着此时此地即永怀，即无时间性。那么对于与过去的关系也可重新界定，人们可以用新的心态体验过去的情境，仿佛它就发生在此时此地：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重新创造过去，将过去激活（象征性地说，让死者复活）。做到这样，过去就不再是过去，而是此时、此地。（郭：关于过去的论述极像胡塞尔之意向性对于过去的阐述）。工业社会中，“时间就是金钱”，它借助机器成为工人的统治者，我们似乎只有在闲暇时间才有一定选择权，然而且我们往往像安排工作那样安排自由时间。用绝对的懒惰来反抗时间的暴政，以此获取自由的幻觉，实际上只是从时间的监狱里获得假释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