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博物馆新馆莉保存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烟台张裕公司的一副题词，上书“品重醴泉”四个大字，据说，这是孙中山先生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企业题词，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孙中山先生能为山东烟台的一家公司题词绝非偶然，这事还要从张裕公司的创始人 张弼士 说起。
张弼士1841年12月21日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是客家人，张弼士的父亲张兰轩是道光初年的秀才。因为家贫，张弼士只跟着父亲读过三年私塾。
自明朝以来，广东的客家人就有下南洋谋生的传统，1856年，张弼士才15岁，就离开了家乡广东大埔到汕头，以猪仔的身份，前往荷属东印度的首都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做了三年的苦工。此后，张弼士在那里的一家福建人开的土产商店做店员，后来在那家店主的支持下，1866年，张弼士独资创办了裕和公司，此后，张弼士的事业拓展到南洋各地，在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开办裕兴公司从事土地垦殖，在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创办东兴公司开展商业，开掘锡矿，经营药材，种植橡胶，雇佣数千人。说起张弼士如何在异国他乡把事业做得这么兴旺，除了靠他本人的天赋和辛苦之外，相传还有一段趣闻。1596年，荷兰侵占了印度尼西亚。1621年把雅加达改为荷兰名字巴达维亚。张弼士来到巴达维亚曾在一家华侨开办的酒吧做二掌柜。有一段时间，一位年轻英俊的荷兰军官常来喝酒取闹，还经常赖账。伙计们气不过，有意难为他。张弼士仔细观察，认为他不像是一个无赖之徒，似有难言之隐。就让伙计们让他赊账，以礼相待。
几年以后，张弼士突然接到荷兰总督府的邀请，说是新任的总督要见他。见面以后，张弼士才说道，哦，这不是原来在我的酒店喝酒的青年军官亨利吗？原来他出生于荷兰的皇族。根据规定，他要在南洋锻炼以后才能委以重任。他不得不放弃优越生活，难免有些消沉，借酒消愁。他得到了张弼士的优待，深受感触，感到没有脸面这么样混下去不行。他就奋发有为，以后就成了南洋的总督。这一次召见他，就是为了答谢张弼士对他的厚爱。他们从此结为至交，对张弼士的事业多有关照。
张弼士虽然富甲一方，仍能切身感受国家贫弱导致华侨在海外遭受的屈辱。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所办实业之中。张弼士诚信待人，礼贤下士，终成为南洋诸岛的华侨领袖。在南洋三十余年间，全盛期资本达八千万荷兰盾，号称亿万富翁。荷兰当局赠予他阿兰惹拿苏勋章，并准备授予重要官职，却被他晚年谢绝。张弼士对朋友说，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也。然而，当时保守的清政府虽然早已开始洋务运动，兴办了一批国有企业，却还不准许民间自由办厂，出身低微的张弼士是很难回国投资的。
机会终于来了，1892年，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龚照瑗推荐，并致函李鸿章，说张弼士才可大用。1893年，张弼士被任命为槟城首任副领事。
其实，张弼士心中孕育了二十多年的一个梦，就是要亲手酿造中国产的葡萄酒。1871年，张弼士参加雅加达法国领事馆的一个酒会。领事用法国上等葡萄酒招待张弼士。领事说，1860年，他曾随英法联军到过中国，发现中国北方的天津、烟台等地，土质、温度等非常适合种植葡萄。法军侵占烟台时，发现漫山遍野的野葡萄。士兵们用小型压榨机榨汁酿酒，造好的葡萄酒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弼士铭记于心。
时隔二十年，1891年，张弼士应时任登莱青道道员兼东海关监督盛宣怀的邀请，到烟台商办矿物铁路事宜。张弼士记起那位法国领事的话，便对盛宣怀谈及要在烟台开办葡萄酒厂的想法，得到了盛宣怀的支持。1892年，盛宣怀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张弼士请盛宣怀转奏李鸿章，申办葡萄酒公司，同时投资三百万两白银开始筹办。1894年，申请获得批准。这就是百年企业张裕酿酒公司的开始。
1895年，张弼士在烟台倡办张裕酿酒公司，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他的《奏办烟台张裕酿酒有限公司章程》声明，“本公司奉旨准予专利15年“，凡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地方，无论华洋商民，15年内不准他人仿造。
张裕葡萄酒的名字，第一是用张家的姓氏，姓张。第二，裕，是丰衣足食，为之丰裕。
张裕公司建起了西式叠筑的大门，但请什么人来题写牌匾呢？有人提出，应该请时任清廷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龢题写。张弼士连声叫好，而翁大人也果然答应了。张裕酿酒公司六个大字，每个字只收了润笔费白银五十两。中国的古诗中，虽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之说，但张弼士遍查古书，都无法找到酿造葡萄酒的记载。他决定聘请外国酿酒师。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四任酿酒师巴布。他是奥匈帝国驻烟台的副领事，也是酿酒师世家出身，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会了酿酒。他毛遂自荐来到了张裕公司做酿酒师。巴布同时还担任着奥匈帝国驻烟台领事馆的副领事。因此，张裕不仅有了一段外交官兼任酿酒师的佳话，同时还留下了外交机构建在公司里的传奇。有文献记载称，因为张裕公司的工程师是奥匈帝国名誉领事，所以在厂区设立领事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巴布应召回国，不知所终。
俗话说，酒越沉越香，葡萄酒尤其如此。1894年到1895年，张裕公司修筑大酒窖，经过三次重建才最终竣工，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的一座大酒窖。大酒窖内部面积近2000平方米，窖深7米，可藏酒100万升。存酒的橡木桶也是酿酒技师巴布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引进的。有了再好的酿造设备和酒窖，没有葡萄，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张弼士派人取烟台东山、南山的土壤样本，邮寄到法国和意大利，经过两国专家的验证，确定烟台周边的山上，确实拥有栽培优质酿酒葡萄的土质，随后，张弼士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在烟台东郊购置土地285亩，在南郊购置930亩，用来修建葡萄园。直到今天，烟台还有一条“葡萄山路”。
1896年，张裕公司酿出了第一批白兰地和葡萄酒。但张弼士并不急于出售，而是把酒放入地窖储藏，历时18年之久。直到1914年，上海大医院英国医生科某化验分析认为张裕酒已经达到“色纯味醇”的标准，才申请了商标注册为双麒麟牌投放市场。直到巴布离开烟台，这位异国酿酒师为张裕公司留下了白兰地、葡萄红酒、葡萄白酒三大类共计15个品种。
那个时候，张裕很重视广告的宣传。每逢节日，用大型的卡车载着装潢精美的巨型酒瓶，走过市区，沿途向人们分发装有一两酒的小瓶白兰地用来招徕顾客。有一次，上海《申报》登出一则征联广告，以“五月黄梅天”为上联，悬赏500大洋征集下联。最后揭晓的结果是张裕的一款酒为“三星白兰地”，既对仗公正又意味深长。
张弼士不仅立足企业所走的实业救国兴邦之路，而且还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之革命，素有“红顶商人”的美誉。1910年为筹备黄花岗起义，张弼士资助白银30万两。武昌起义后，张弼士以南洋中华商会的名义又资助福建革命军7万元。
1912年8月，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接受袁世凯邀请赴京会谈。他从上海启程沿水路北上。8月20日，当孙中山乘船途经烟台港时，他命轮船靠岸，并下榻烟台山下的俄国克利顿饭店。时间过去了整整一百年，那座由当年俄国人修建的克利顿饭店依然完好。
这一天，孙中山先生来到烟台商会，表达了他对张弼士等烟台民族工商人士、实业救国的称颂，欲商业兴旺，必从制造业下手。如本埠公司张裕设一大造酒厂制造葡萄酒，其工艺不亚于法国之大，将来必可获利。孙中山还亲临张裕公司参观，并留下了“品重醴泉”的题词。
此后，多位民国政要青睐张裕，纷纷题词。
大总统袁世凯、大总统黎元洪、大军阀张宗昌、国民党要员孔祥熙、宋子文、张学良将军，以及清末思想家康有为等，都为张裕留下了墨宝。仅从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政要题词，张裕身价之巨，可见一斑。1915年，张弼士和上海实业家聂其杰一起发起“游美商业报聘团”，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期间，张裕公司的四种酒在博览会获奖，其中可雅白兰地获得金奖，从此更名为金奖白兰地，并延续至今。
1916年9月12日，张弼士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雅加达的荷兰皇家医院，享年76岁。根据张弼士落叶归根的遗嘱，灵柩从雅加达运回广东老家，所经之地，人们以各种方式悼念至哀。在张弼士的老家大埔车轮坪村，治丧活动长达七七四十九天。孙中山先生闻讯后，派代表敬献花圈，挽联上写道：“美酒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人心，流芳千古。”解放以后，张裕公司成为国有企业。
张弼士实业救国兴邦的思想，不仅造就了张裕，而且还影响了烟台一大批民族工商企业的发展，诞生了不少中国名牌。1915年7月，烟台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机械制钟工厂，烟台宝时造钟工厂。创办这家工厂的是民族实业家李东山先生。李东山是威海人，幼年就在烟台当学徒工，后来去德国和日本的钟表厂做工。他偷偷学习现代钟表制作技术，购买了大批的设备和零件，立志回国后要办一家中国自己的钟表厂。1918年，宝时钟厂生产出第一批宝字牌机械摆钟，烟台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钟表工业的发祥地。1934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编转的《中国实业志》中记载，我国制造钟表的工厂极少，所有者大半集中于山东之烟台。烟台朝阳街胡同之宝时厂，为我国造钟业空前之第一家，于民国四年成立。解放后，宝字商标为了出口的需要改了名字，它就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北极星钟表。除了北极星钟表，烟台近代民族工业还有1920年开办的烟台醴泉啤酒公司，这是全国第二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啤酒厂，出产醴泉啤酒。还有1930年创办的程明 锁厂，产品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三环锁。
还有1920年在烟台创办的“沅丰泰皂庄”。他们研制出的罗锅香皂，1922年就获得全国农商部最优等产品称号。在中国，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提起罗锅香皂，可以说没有人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