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如果要談為政，先要把思想領導清楚。把文化思想的路線做正確的領導，非常重要。子路一聽，認為文化思想是空洞的東西，這個何必管它呢?孔子就罵他說，你這個傢伙，真是野蠻、胡扯。一個真有學問的君子，對一件事情不了解，不要亂下斷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懂就是懂，不懂不要勉強說懂，就告訴人家我不懂，這才是君子的風度與修養。“蓋闕如也”，寧可保留這個缺陷，對人說這一門我不懂，沒有研究。孔子教子路這一點做人的道理後，繼續告訴他“必也正名”的道理，一氣呵成地說明中心思想的重要。
政治的重心，“名不正，則言不順”，言包括了文字及理論。在理論上講不過去的事，就是不合理的事，一定不會成功的。有時我們讀歷史，看政治的演變，都離不了“名正言順”的原則。“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沒有文化的政權，就沒有文化的社會，那麼立法的制度就建立不好，法治沒有良好的基礎，一般老百姓就無所適從了。所以領導的重點，還是思想的領導、文化的領導。這在表面上看起來並不重要，其實影響非常深遠。
說到這裏，我們若以思想問題來講，人類的全部歷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思想戰爭史。一直到今天這個階段，站在哲學的立場來看，全世界人類文化的思想，正陷落在癱瘓狀態，空虛貧乏。講好聽點是物質文明在發達；講難聽點是物質的欲望在擴張，蒙蔽了人類的智慧。也許目前感覺不到，再過十年、二十年就可以感到的。因此我們現在對於自己的文化復興，要做承先啟後融貫中西的工作，這是刻不容緩的重大使命。從事文化工作的人，要曉得自己這神聖而艱巨的責任。是誰給的責任?是自己要自己挑的，挑起繼往開來的重任，才能搞思想。如果以現實的環境來看，搞思想的人常是窮苦一生，默默無聞。但每個歷史的演變，都受這種潦倒一生的人思想的影響。在他本人死後，領導了世界人類。以個人的現實生活來講，搞思想、搞文化的窮苦一生，對他有什麼用?可是他精神生命的價值就是如此偉大和長遠!這就看個人的認識，自己選擇要走什麼路。
現在引申孔子提到的正名問題與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如果到了“民無所措手足”的狀況，一般人無所適從，不曉得走哪條路好，那就問題大了。譬如我們這個世紀、這個時代的現象：以前曾經提到過，世界各國，首先傾向於偏激思想的是知識分子——也可以說是沒有到家的知識分子。而另一奇怪的情形，外國許多資本家的做法，至少是走向同情偏激思想的路線。至於窮小子們多半是盲從，並不是真的在搞思想。這中間是一大問題。是這一代搞思想文化，搞真正學問的關鍵所在。我們不要忽略了這個問題。有些事看來毫不相干，但影響的後果非常大，這就叫做文化思想了。文化思想看來毫不相干，但形成時代潮流，對國家命運的影響非常大。我們甚至可以說文化思想左右了歷史，所以在政治哲學的觀點上就更要注意了。一個政治領導人，對於許多看起來毫不相干的事情，譬如路上丟一個香煙頭，是毫不相干的，但你丟一個，他丟一個，人人都丟一個，就形成了都市污染，積微成漸，不相干的事成了大問題。就是孔子講的，名不正，思想就不純正，“則民無所措手足”。這個時代老百姓不知哪個思想是對的。
所以孔子的結論：“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這個“名”字包括了思想文化的內涵。同時由此可見，思想文化在政治哲學中的重要。而且我們真正的傳統思想，事無不可對人言。在理論上、邏輯上絕對站得住，不是空洞的理論，一定可以做得到的。現在思想的風氣，都是講應用的思想，不是基本的哲學思想。因此人心愈亂，民風日下。
孔子所以說為政的道理，首先是思想文化的問題。我們傳統文化中對於思想文化和言語行為的原則，就是講究實踐的，說得到一定做得到，而且很容易平實地做到。這就是中國政治哲學最高的原則：不談虛無高深的理論，要平實可行。總之，孔子告訴我們，思想是最重要的，這個思想就歸於正名的內涵，縮小範圍，就是名稱與觀念的重要。所以我們平常做宣傳的人，用一句標語，一句小標題，也必須要經過仔細研究，搞錯了，也可說就是正名的偏差。
——《論語別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