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质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文学说：窃闻治人之道，需防纵欲放荡，广道德之端，抑制商业利益而开仁义，不示百姓以利益，然后才可教化百姓。今郡国有盐、铁、酒榷（酒类国家专卖）、均输，与民争利。让百姓失去了敦厚淳朴而逐渐变得贪鄙。造成百姓舍本逐末（农业为本，商业为末）。百姓诚实，则财用足，奢侈浪费则饥寒生。希望罢免盐、铁、酒榷、均输，进本退末，利好农业。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桑弘羊说：匈奴背叛不臣，数次侵袭边境。防备他们则劳中国之士；不防备则侵盗不止。先帝（汉武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于被胡虏劫掠，故修理障塞，整饬烽火，屯兵以备之。边境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增长财货，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对内将空府库之藏，对外则乏守备之用，使得守备边塞的将士饥寒于边，将何以养兵？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文学说：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士大夫不言得失。以仁义、德行感化百姓。以此使得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因此善于克敌制胜者不必打仗，善于打仗者不必领军，善于领军者不必冲锋陷阵。只要在朝廷修明政治，就可以击退敌人。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还要用什么费用？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赡，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难被坚执锐，有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扰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
桑弘羊说：匈奴桀骜狡诈，入赛恣意妄为，侵犯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至悖逆不轨，早就该出兵诛讨。陛下大施恩惠，既怜惜百姓生活不富足，又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既然你们这些士大夫难以披肩带甲，征讨匈奴，又欲罢盐、铁、均输，破坏边防军费的供应，损害国家的战略计划，毫无忧虑边境安危之心，你们的脸皮咋这么厚呢？
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
文学说：自古以来，贵在用德感化，而贱于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使之归附。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田驻军而备之，长期陈兵于外，无休止地转运粮食，使边境的将士在外挨饿受冻，百姓在国内劳苦备战。实行盐铁官营，设置掌管财利的官吏来供给边防费用，非长久之策。所以还是废除为好。
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桑弘羊说：古代立国者，开辟农业和工商业的途径，互通有无，通过市场统一解决各方面的需求，招来四方百姓，聚集万千货物，农民、商人、工匠、老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经》上说：“互通有无，使民不倦。”因此手工业不发展，则农具缺乏；商业不发展，物资就不能流通。
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
文学说：以德教化百姓，则百姓就会变得敦厚，用财利引诱百姓，民风就会变得俗气浅薄。俗气浅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奔波于道路、市场。老子曰：“贫穷的国家似乎有多余的财富。”其实并非如此，而是百姓欲望太多，急于求利的缘故。因此，高明的执政者重视农业、抑制工商业，用礼义来防止百姓的贪欲，以充实粮食和财货。在市场上，商人不贩卖无用的货物，工匠不生产无用的器具。所以，商业只是用来流通积压的货物，手工业只是生产各种用具，它们都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事业。
大夫曰：“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絺纻，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
桑弘羊说：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两郡的朱砂、大漆、牦牛尾和鸟羽，荆、扬两州的皮革、兽骨和象牙，江南的楠木、梓木和毛竹、箭竹，燕、齐两地的鱼、盐、毡子和皮袄，兖州、豫州出产的漆、丝、葛布和麻布，都是人们养生送终的必需品。这些东西，都是要靠商业来流通，靠工匠来制作。所以，圣人制造船只通行于川谷，驾驭牛马通行于山陵内陆；甚至到达边远地区，深入穷乡僻壤，为的是流通各种货物，便利百姓。所以，汉武帝设置铁官以供应农业需要的用具，实行均输，使百姓富裕；盐铁、均输政策是万民所拥戴并赖以取得必需品的，废除它是不行的。
文学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故川源不能实漏卮，山海不能赡溪壑。是以盘庚萃居，舜藏黄金，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
文学说：国家有肥沃富饶的土地，而百姓还吃不饱，是由于工商业兴盛而农业荒废的缘故；有山林大海出产的各种财货，而百姓仍然不富裕，是由于不努力生产人们的必需品，而制造了过多的奢侈品的缘故。所以，大河的水也装不满漏的酒器，山林大海所产的丰富财货也填不满深沟峡谷。因此，盘庚住茅屋，舜藏起黄金，汉高祖刘邦禁止商人做官，为的是遏制贪鄙的习俗，培养人们诚朴的风气。抑制商人，堵塞求利的门路，尚且还有人为非作歹，更何况朝廷带头牟利呢？《公羊传》上说：“诸侯好利，大夫就卑鄙；大夫卑鄙，士就贪财；士贪财，老百姓就要偷盗。”这就是打开了求利的门路，给人们提供了犯罪的阶梯。
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
桑弘羊说：“过去的各地诸侯，把本地特产作为贡物运到京城，往来既麻烦又困难，货物大多数很粗劣，有的东西的价值还不够抵偿它的运费。因此，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来帮助运输，便于远方交纳贡物，所以叫均输。在京城设立仓库，用来收购和贮存货物，物价贱时就买进，物价贵时就卖出。因此，政府手里掌握着实物，商人不能谋取暴利，所以叫做平准。实行平准，百姓就能各安其业；实行均输，百姓的劳逸就均衡得当。所以，平准、均输是为了平抑物价而方便百姓，绝不是打开牟利的门路而成为人们犯罪的阶梯。”
文学曰：“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幷收。万物幷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
文学说：古时向百姓征税，是征收他们的特产，不强求其不能生产的东西，所以农民交纳农产品，妇女交纳纺织品。现在，放弃他们生产的东西，而索取他们不能生产的东西。百姓只好贱价卖出自己的产品，换回政府所要征收的东西，以满足其需求，近来，有的地方命令百姓生产布絮，官吏任意刁难，强行收购。官吏所征收的，不仅是齐、阿的细绢，蜀、汉的麻布，而且也有民间所产生的其他物品。他们采用欺诈手段，低价收购，使农民加倍受苦，再对女工匠也征税，看不到所谓均输均在哪里。官府乱发号令，关闭城门，垄断市场，什么东西都收购，什么东西都收购，物价就会飞涨，物价飞涨，商人就能谋取暴利，官吏自己经商，就会和奸商勾结，豪吏、富商乘机囤积居奇，等到市场上缺货时就高价出售。这些奸商污吏，低价购进以高价出售，看不到所谓平准平在哪里。古代的均输是用来调节劳逸，便利贡物的运输，并不是为获取暴利而收购一切货物。
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桑弘羊说：统治者应该控制自然资源，管理关卡集市，掌握平衡物价的权力，守候时机，根据轻重缓急来管理百姓。丰收的年岁，就储积粮食以备饥荒；灾荒的年岁，就发放钱币和财物，用积累的物品来调剂百姓的不足。昔日，夏禹时闹水灾；商汤时闹旱灾，百姓（物资）匮乏，有的要靠借贷来过日子。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救其民，而天下称仁。过去，国家的财用不足，有的军队得不到给养。同时，山东地区遭到灾荒，齐、赵之地发生饥荒，全靠实行均输法所积蓄的财富和国家仓库中贮藏的粮食，才使军队得到给养，饥饿的百姓得到救济。所以，实行均输法所积累起来的物品和国库里的财物，并不是从老百姓那里收来专供军队使用，同时也是为了救济百姓，防备水旱灾荒。
文学曰：“古者，十一而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诗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
文学说：古时候，农民拿收成的十分之一交税，按时节到湖泊鱼塘捕鱼，国家不禁止，百姓都能耕田种地，农业不荒废。所以耕种三年就有一年的余粮，耕种九年就有三年的余粮。夏禹、商汤就是用这种办法来防备水旱灾荒，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如果荒草不铲除，田地不耕种，即使占有山海的财富，广开各种取利的途径，还是不能使国家富足的。所以，古时候奖励人们从事农业，努力耕种，不误农事，衣食充裕，即使遭到荒年，人们也不害怕。故穿衣吃饭是民之根本，耕种收割是民之任务也。如果这两方面都搞好了，则国富而民安也。就像《诗经》上说的那样：“家家户户富足，妇女小孩安宁”。
大夫曰：“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诗曰：‘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桑弘羊说：贤圣治家的方法不止是一种，富国之道也不止一个。从前，管仲用权谋（辅助齐桓公）称霸，而纪氏由于只搞农业亡了国。如果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必须从事农业，那么舜就不应该去制作陶器，伊尹也不应当去当厨师。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要比天下的普通人看得更高，看得更远。以工商业代替农业，以货币交换实物。现在从山林川泽取得的财富，实行均输法所获得的积累，是为了施用“轻重之法”（宏观调控）来役使天下的诸侯。汝、汉一带的金子，各地进贡的丝织品，可以诱使外国人交易胡、羌的珍贵财物。用我们两丈丝绸，就能得到匈奴的很多贵重物品，从而减少了他们的财物。这样，骡、驴、骆驼就可以成群结队进到边塞之内，各种良马也都变成了我们的牲畜，鼠貂狐貉等各种贵重皮料以及彩色的毡子，有花纹的毯子就充实国家的仓库。壁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国的宝贵物品。这样，外部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而内地的财物不外流。外族的东西运进来，国家财用就充足，自己的财物不外流，人民家用就丰足。这才是《诗经》上说的：“家家户户富足，妇女小孩都安宁”。
文学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亳，而女乐终废其国。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鼲貂旃罽，不益锦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文学说：古时候，商人流通万物而不欺骗顾客，工匠制作坚固的器物而不弄虚作假。所以，君子不论是从事农耕，还是捕鱼打猎，都是一样的诚实。现在，商人擅长欺骗，工匠喜欢作假，心怀鬼胎而不感到羞愧，结果敦厚之人变刻薄，刻薄之人行欺诈。从前夏桀将歌姬充满宫室，她们的衣着华丽，所以伊尹远离夏桀，到亳（商初国都）去活动，结果，歌姬使夏桀亡了国。现在，外来的骡、驴的用途，抵不上我们的牛、马的功用，鼠皮、貂皮、毛毡、花毯，也比不上我们华丽的丝绸的实用。美玉、珊瑚产于昆山，珍珠、犀牛大象产于桂林，这些地方离我们都有一万多里，按照种田养蚕的劳动来计算一下购买这些物品的费用，就等于一件物品要用百倍的价钱，就是一捧东西也需要万钟（古代计量单位，一钟受六斛四斗，一石受十斗）谷子。如果上层人士喜欢珍贵的东西，那么奢侈的习俗就会流行于百姓中间，如果以远方的东西为贵，那么财货就会外流。所以，君王不以无用之物为宝，以使百姓知道节俭，不喜爱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以使国家富裕起来。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让他们节俭重农，用井田制的方法分配土地就行了。
大夫曰：“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蹻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桑弘羊说：自京城向东南西北，历山川，经郡国，各殷富大都，无不是道路四通八达，商人云集，万物具备。所以圣人顺应天时，智者善于利用土地生财，上士（古代官阶）取之于人，中士（古代官阶）劳累身体。长沮、桀溺（耕地的农民）没有百金的积蓄，跖蹻（古代传说中的两个大盗）没有猗顿（战国时的富商）的富裕。宛、周、齐、鲁等地的商人遍天下。所以商人的富裕是因为追求财利所致。富国何必用农业，富民何必用井田？
文学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绩，河水泛滥，而有宣房之功。商纣暴虐，而有孟津之谋，天下烦扰，而有乘羡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虽有凑会之要，陶、宛之术，无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文学说：由于洪水泛滥，才有大禹治水的功绩，由于黄河决口，才有宣房宫（汉武帝防水患时所建的行宫）的建造。商纣暴虐，而有孟津之谋（周武王会诸侯于孟津，共谋讨伐商纣王），天下混乱，才使商人乘机谋利发财。远古时代，国家管理得很好，那时百姓淳朴，重视农业，安心愉快且要求不多。那时，路上行人稀少，市场杂草丛生。所以不努力种田就吃不饱肚子，不好好织布就没有衣服穿。虽然那时也有聚集的机会，但即使有陶朱公的经商手段，也无法投机取巧。从古至今，不给人家东西而想得到报酬，不劳动就想有收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的。
大夫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
桑弘羊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并不是靠耕田种地，而是因其处在五大都城之间，占据交通要道。所以，物产丰富的地方百姓就繁衍生息，靠近都市的人家就富裕。富裕在于方法谋略，不在于劳累身体；获利在于处在大势所趋，不在于埋头耕作。
文学曰：“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然民鮆窳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是以楚、赵之民，均贫而寡富。宋、卫、韩、梁，好本稼穑，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故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富在俭力趣时，不在岁司羽鸠也。” 文学说：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在那里，伐掉树木就能种庄稼，烧掉野草就能播种，简单地火耕水耨就可以长庄稼，可谓是土地广阔，财物丰富；然而那些地方的人很懒惰，穿好的，吃好的，虽然住着简陋的茅草屋，还是整天唱歌弹琴，吃完今日不顾明日，早上还在唱歌，晚上又感到忧愁。此外，赵地中山，靠近黄河，居天下之中，汇合各路交通的要冲，商人和诸侯来往于这条路上；然而那里的百姓奢侈浪费，好逸恶劳，不重视农业，田地不翻整，男女讲究打扮，家里没有第二天的存粮，还在屋里谈琴作乐。因此，楚、赵之民，均贫而寡富。宋、卫、韩、梁等地的百姓重视农业，努力耕种，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无不是家富人足。所以，得利在于自己爱惜财物，不在于居住在商业和交通发达的地方；富裕在于节俭并勤劳耕作，适应时势，不在于每年派官吏从事于羽、鸠等赋税的征收。
大夫曰：“五行：东方木，而丹、章有金铜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陇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积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无而通万物也。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天地之利无不赡，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也。” 桑弘羊说：根据五行说：东方属木，但丹、章有金铜之山；南方属火，但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属金，但蜀、陇有名材之林；北方属水，但幽都有积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无而通万物也。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用都用不完，而曹、卫、梁、宋，只用简陋的木材做棺材，甚至直接弃尸不予埋葬；江、湖之鱼，莱、黄之鲐（鲭科、鲭属鱼类），吃都吃不完，而邹、鲁、周、韩，百姓只能吃些粗食野菜。自然资源不是不充足，山海的物产不是不丰富，然而有的地方百姓贫困，财用不足，多寡不均，这是天下的财物得不到流通疏散的结果。
文学曰：“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翦，衣布褐，饭土硎，铸金为鉏，埏埴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宝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乐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远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坏而竞于淫靡，女极纤微，工极技巧，雕素朴而尚珍怪，钻山石而求金银，没深渊求珠玑，设机陷求犀象，张网罗求翡翠，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徙邛、筰之货，致之东海，交万里之财，旷日费功，无益于用。是以褐夫匹妇，劳疲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节漏费。溢利禁则反本，漏费节则民用给。是以生无乏资，死无转尸也。”
文学说：古时候，房屋上的木头不经木匠加工砍削，房上的茅草也不修剪，穿的是粗布衣服，吃饭用的是泥土制的饭碗，用铁铸造锄头，泥土烧制器皿，工匠不制作稀奇古怪的东西，世人不以不可衣食之物为宝。各安其居，乐其俗，甘其食，便其器。因此，不和远方交换物品，而昆山的玉石也不会运到内地。现在世俗败坏，竞相奢靡，女工极尽纺织精细的丝绸，工匠极致追求奇巧的技术，把朴素的东西加以雕刻而且崇尚奇珍怪异，开山凿石寻求金银，下海入水捞取珍珠，设置陷阱捕捉犀牛、大象，张开罗网捕捉翡翠，求得南北方少数民族的物品来迷惑中原人，把西部地区的货物运到东部沿海地带，交换万里之外的财物，既耽误时间，又耗费人力，而且没有什么用处。造成老百姓精疲力竭，缺吃少穿。所以，君王应该禁止追求超额利润，减少不必要的费用。追求超额利润的事情禁止了，人们就会回到农业生产上去；不必要的费用节俭了，百姓就会给用充足。这样，活着的人就不会缺乏资金，死了的人也不会弃尸不葬了。
大夫曰：“古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管子曰：‘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末利，则本业无所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国之用，器械之备也。自古有之，非独于此。弦高贩牛于周，五羖赁车入秦，公输子以规矩，欧冶以镕铸。语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泽处，蓬蒿尧埆，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若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罽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
桑弘羊说：古时候，宫室有一定的制度，车子和衣服按功劳大小赐给；用原木做椽子、用茅草盖房子的事并不是先王的制度。君子节制奢侈，但也讽刺俭约，太俭朴就是简陋。过去公孙敖在楚为相时，他的妻子不穿丝绸衣服，不用粮食去喂马。孔子曾说：“不可以过于节俭，太俭朴就流于卑下。”这就是《诗经·蟋蟀》所讽刺的事情。《管子》上说：“要是不装饰宫殿木材就不能充分利用；不使厨房充满肉食，禽兽就不会被杀死。商贩若没有利润，则农产品就卖不出去；衣服不装饰花纹，那么女工就不能施展技巧了。”所以，各种工商工匠，不仅是治国安邦需要，也是为制造各种器具兵械所准备的。自古有之，并不是现在才有。春秋时，郑国的弦高就曾到洛阳去卖牛，百里奚曾经租车到秦国做生意；鲁班发明了圆规和曲尺；欧治子冶铁铸剑。《论语》上说：“各种工匠住在作坊里，尽力把工作做好。”农民和商贩进行交易，是互利共赢的。那些穷山深泽，荒凉贫瘠的地方，更应该流通财物，使之均衡发展。这样就可以使资源多的地方不独自富裕，资源少的地方不独自贫乏。如果都是各自住在自己的地方，吃自己出产的东西，那么桔子、柚子就没有人卖，盐就运不过来，市场上不会有毡子和毯子，吴、唐地区的竹子和木材也就用不上了。
文学曰：“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蚕麻以时，布帛不可胜衣也。斧斤以时，材木不可胜用。田渔以时，鱼肉不可胜食。’若则饰宫室，增台榭，梓匠斲巨为小，以圆为方，上成云气，下成山林，则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为末，雕文刻镂，以象禽兽，穷物究变，则谷不足食也。妇女饰微治细，以成文章，极伎尽巧，则丝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杀胎卵，煎炙齐和，穷极五味，则鱼肉不足食也。当今世，非患禽兽不损，材木不胜，患僭侈之无穷也；非患无旃罽橘柚，患无狭庐糠糟也。”
文学说：孟子说过：“不误农时，粮食是吃不完的。按时养蚕种麻，布匹丝绸是穿不完的。在适宜的时节进山伐木，木材就用不完。按照一定的季节捕鱼打猎，鱼和禽兽的肉就吃不完。”如果一味装饰宫室，增建亭台园林，木工把大木料砍小，将圆的变成方的，在房屋上雕刻着和云彩一样的花纹，在下面则堆造着假山林，那么木材就会不够用。男人放弃农业生产，去从事工商业，雕刻各种飞禽走兽，并力求和真的一样，变化万状，那么粮食就会不够吃。妇女刺绣精心细致，做成各种各样花纹图案，用尽技巧，那么丝布都不能满足穿衣的需要。厨师煮杀胎卵，油煎火烤，精心烹饪，力求五味俱全，这样鱼肉就不够吃了。现在，我们不是怕不捕杀禽兽，木材用不完，而是担忧奢侈起来没完没了；不怕没有毡子、毯子和没有桔子、柚子吃，担心的是，最后连草房都住不上，连米糠酒渣也吃不上。
大夫曰：“交币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幷也。计本量委，民有饥者，谷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调，民有相万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不厌糟糠也。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禁溢羡，厄利涂，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
桑弘羊说：流通货币，交换有无，但人民的生活必需品给用不足，是因为有人把财物兼并了。根据计量农业收支来分析原委，人民还有挨饿的，是因为有人把粮食囤积起来了。聪明的人有以一当百的能力。愚蠢的人连老本儿也捞不回。政府如果不加以调剂，人民之间就会贫富悬殊。这就是有的人能储藏百年以上的粮食，而有的人穷得吃糟糠都不厌恶的原因。（豪）民太富裕了，国家就不能以俸禄来使用他们；势力太强了，就不能以刑法来威服他们。不分散囤积，平均利益，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能相齐。所以，政府储备粮食，掌握其使用时机，限制有余而调剂不足。禁止、遏制（豪民参与）垄断、暴利的行业，（而依靠国家调剂），这样，百姓就家家户户给用充足了。
文学曰：“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三王之时，迭盛迭衰。衰则扶之，倾则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让之礼，粲然可得而观也。及其后，礼义弛崩，风俗灭息，故自食禄之君子，违于义而竞于财，大小相吞，泪转相倾。此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无以充虚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穑，田者不渔，抱关击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尽物。如此，则愚智同功，不相倾也。诗云：‘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言不尽物也。”
文学说：古时候，人们崇尚道德，而鄙视牟利；重视礼义，而轻视钱财。三王之时（夏禹、商汤、周文王），（人民的道德）时盛时衰。衰落时就扶持它，倾倒时就巩固它。夏商周分别以“忠”、“敬”、“文”治国，因此，便鲜明地看到人民有教养、懂礼义、懂谦让。但从这以后，礼崩乐坏，世风日下，故而做官的人开始违背礼义而去竞相追求财利，大小互相吞并，激烈地互相倾轧。这就是有的人积蓄了百年以上的财富，而有的人却吃不饱、穿不暖的原因。古代做官的人不种庄稼，种田的人不捕鱼，守关巡夜的人都各有各的俸禄，不得（独自）穷尽财物，兼而获利。这样，愚笨的人和有才能的人同样有收获，不会相互倾轧。《诗经》上说：“那里有丢掉的一把稻子，这里有遗漏下来的一些稻穗，寡妇拾起来就够吃了。”说的是不要（独自）穷尽财物。
大夫曰：“汤、文继衰，汉兴乘弊。一质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更法，非务变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与俗改，弊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始之运也。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夫臣富则相侈，下专利则相倾也。”
桑弘羊说：商汤、周文王继前代之衰亡，汉朝继承秦朝的疲敝而兴起。一个质朴，一个柔和，都没有随意改变常法。风俗败坏要变革，但并不是为了变法而变法，而是要挽救失败、扶持衰微。因此教育要跟随风俗的变化而变化，钱币跟随世道的变化而变化。夏朝使用黑色的贝壳作钱币，周朝使用紫色的石头作钱币，后来又改用铜钱。物极而衰，这是事物变化、运动的过程。所以，山林川泽，国家若不加以控制，就会使国君和大臣共同得到利益，私铸钱币不加以禁止，就会使真币和假币同时流通。大臣富足，就会互相炫耀奢侈；豪强独占财利，就会互相倾轧。
文学曰：“古者，市朝而无刁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后世即有龟贝金钱，交施之也。币数变而民滋伪。夫救伪以质，防失以礼。汤、文继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兴。汉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变币，欲以反本，是犹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礼则民闇饰，上好货则下死利也。”
文学说：古时候，市场上不用钱币，各自以物易物，比如用布帛去交换蚕丝。后来才有龟板、贝壳、铜钱在市场上使用，钱币屡次改变使人越来越虚伪不老实。禁止假的要采用制度规范，防止放纵要实行礼义。商汤、周文王继衰败以后兴起，变更旧法，改变社会风气，使商周兴盛。汉初继承秦朝旧法不加改变，聚敛财利，改变钱币，想要以此使人民返归农业，这就好像用加热来制止燃烧，用火去防止水的沸腾一样。上面重视礼义，人民就会修饬自己的品行，上面重视财物，下面就会为利而死。
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桑弘羊说：文帝时，放纵（豪）民铸钱、冶铁、煮盐，吴王刘濞控制了海岸（煮盐），邓通（汉文帝男宠）独占了西山（铸钱），山东奸诈狡猾的人都聚集在吴王手下，秦、雍、汉、蜀的人依附在邓通那里，吴王、邓通的钱遍布天下，所以才有了禁止私人铸钱的禁令。禁令施行了，奸伪的行为就会停息。奸伪的行为停息，则人民就不会妄想得到不义之财，从而各司其职；这样，人们除了返归农业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国家一统，人民就不会有二心；钱币由国家统一发行，老百姓就不会发生怀疑。
文学曰：“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模拟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蛮、夷则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文学说：早些时候，钱币种类很多，财物流通，人民安居乐业。后来，去掉旧钱，另搞白金龟龙钱，人们纷纷想办法使用新币。钱币经过多次改变，人们就越加怀疑。因此就废除各种钱币，而专门命令水衡（官职）官铸钱。结果官吏和工匠偷工减料，从中谋利，有些钱造得不合规格，有薄、厚、轻、重之不同。农民对新钱不习惯，用熟悉的钱来比较新钱的质量，相信旧钱，不相信新钱，辨别不出钱的真假。商人做买卖用真钱换假钱，用半数真钱就可以换取成倍的假钱。买东西的人得不到应有数量的货物，卖东西的人则失去道义，因而更增加了人们的疑惑。铸假钱已经有法令禁止，但是货币有好有坏的现象还是和过去一样。选择用什么钱会影响货物的流通，而用钱的人尤其苦恼。《春秋》上说：“筹划赶不上蛮夷就不行。”所以政府一方面不垄断煮盐业，以方便百姓使用；另一方面不限制（民间、私人）铸钱，以便利人们的流通使用。
大夫曰：“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幷兼之徒奸形成也。”
桑弘羊说：老百姓有宝贵的东西，尚且要收藏在匣子里，更何况是国君的山川湖海呢？权势和财利必然是在深远的山川之中，不是豪民是不能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的。过去，盐铁没有国营时，平民中有朐邴，诸侯中有吴王刘濞，这都是议论盐铁国营时最初的话题。吴王垄断了富饶的山林川泽，通过减轻赋税、救济穷困小民的手段，收买人心，以提高个人的威望。个人威望提高了，叛逆中央之心就产生了。不及早杜绝它的根源，考虑其后果，就好像掘开吕梁山，让大水泛滥，所带来的危害必然很大。姜太公说：“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现在你们把（盐铁）经营权和利润下放给（豪）民，废除盐铁（国营）去资助凶暴强横的人，顺从他们的贪心，各种邪恶的人聚集在一起，以豪强为中心，结成党羽，这样，豪强日益不能被制服，搞兼并的人作奸犯科的形势，就会发展成为现实了。
文学曰：“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故民人以垣墙为藏闭，天子以四海为匣匮。天子适诸侯，升自阼阶，诸侯纳管键，执策而听命，示莫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民化上。若是，虽汤、武生存于世，无所容其虑。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朐邴也。”
文学说：人民的财物藏在家里，诸侯的财物藏在封国里，天子把财物藏在四海之内。所以人民把院墙作为藏匿财物的遮蔽物，天子把四海作为收藏东西的箱柜。天子到诸侯那里，登上大堂前东面的台阶，诸侯交出开闭国门的钥匙，手捧写着姓名、官职的竹简策子，站在旁边听候命令，表示不敢以主人自居。所以，天子并不积蓄财富，而是藏富于民；远离工商之利，而是注重用礼义来教导百姓。建立了礼义，百姓就会接受上面的教化。如果这样，就是商汤、周武王现在还活着的话，也用不着有什么忧虑。搞工商业，干欧冶子（战国铸剑大师）那样的事，又怎么会形成奸党呢？三桓掌握鲁国的政权，六卿分掌晋国大权，并不是因为盐铁（私营）才产生的。所以最有权势财富的，不在深山湖海之中，而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于祸起萧墙，而不在朐邴那样的人。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倾；贵贱有平，而民不疑。县官设衡立准，人从所欲，虽使五尺童子适市，莫之能欺。今罢去之，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端坐而民豪，是以养强抑弱而藏于跖也。强养弱抑，则齐民消；若众秽之盛而害五谷。一家害百家，不在朐邴，如何也？”
桑弘羊说：禁止人民自由开发利用山海的资源，人民就没有相互倾轧的机会；物价虽有涨跌，但有平价制度加以限制，百姓就不会疑虑（国家）。国家规定平准法，人人都能满足欲望，即使让儿童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也不会受到欺骗。现在你们要废除盐铁国营和平准政策，就会使豪强富商独占山海的财富，独得商业的利益。他们在家中遥控市场，决定市场的买卖，物价高低全凭他们的一句话。贵贱没有标准，他们坐收其利而变得越来越强，这是助长了豪强势力，抑制了弱小力量，把财物藏在强盗手中。如果纵容强的，压制弱的，那么百姓间的平等就消失了；这就好比田中杂草茂盛而损害五谷生长一样。一家害百家，不是因为朐邴那样的豪强，又是因为谁呢？
文学曰：“山海者，财用之宝路也。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宝路开，则百姓赡而民用给，民用给则国富。国富而教之以礼，则行道有让，而工商不相豫，人怀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齐，土力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居句之宜，党殊俗易，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故盐冶之处，大傲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勘，责取庸代。县吧或以户口赋铁，而贱平其准。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百姓病苦之。愚窃见一官之伤千里，未睹其在朐邴也。”
文学说：深山大海，是财物的宝贵源泉。用铁铸造的农具，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农民使用农具，就能消灭农田中的杂草，消灭了杂草，就能开垦土地，土地开垦了，就能五谷丰收。山、海被利用就使老百姓的吃用得到满足，百姓供给充足，国家就会富裕。国家富裕后再用礼义来教导百姓，人们在路上行走就会相互谦让，做工经商的也不会相互欺骗，人人怀着敦厚朴实的感情相处，而没有人相互争利。秦、楚、燕、齐，土地的生产能力不同，土质的软硬程度不一，因此农具的大小曲直，也要随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一样而有所不同。现在朝廷硬要把农具统一，就不能使农具适应各地的情况，农民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农具使用不方便，农民耕作时就疲惫不堪，不能除掉杂草。杂草不除，庄稼不长，人们生活就会贫困。煮盐冶铁的地方，大都靠着深山大川，附近有铁矿、木炭，地处偏远而工作艰苦。郡县中服役的人，大多不能忍受那种辛苦，责令用钱雇人代服役。郡县铁官有的按户征收生铁，而且还压低收购价格。官员们又按照路途的远近，出钱雇佣车和劳力代为转运盐铁，既麻烦，又费钱，弄得百姓非常痛苦。我们只看见一个官吏伤害千里百姓的事情，没有看到像你说的伤害百姓的朐邴。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宁归，言：‘盐、铁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于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幷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浮食奇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今者，广进贤之途，练择守尉，不待去盐、铁而安民也。”
桑弘羊说：前任扇水都尉彭祖告假回家办理父母丧事时，汇报说：“政府制订的盐、铁法令条文，内容非常严明。被政府征用去铸造铁器的人民，穿衣吃饭，都由政府供给，政府对他们的待遇很高，因此，（盐铁国营）并不妨害人民的利益。当然也存在一些贪官污吏，不能执行政府的禁令，因此给人民带来烦扰和痛苦。”国家发出法令要把盐、铁国营，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些利润收入，也是为了促进农业，限制豪强的商业版图，分化朋党势力，禁止放纵奢侈，杜绝相互兼并的道路。古时候，不把名山大泽分封给诸侯，因为分封给诸侯他们就会独占这些自然资源。山海的资源，湖泽的物产，都是自然界的宝藏，都应该归少府（为皇室管理私财的部门）管理；但是陛下不把这些当做私有财产，让大司农（国家财政部）去管理，以佐助百姓。那些不事耕种的诸侯们，企图霸占山海的资源，以便发家致富，役使和收买百姓，所以要求阻止这种事的议论很多。铁器和兵器，对国家有很大的用处，不适宜人们私营。过去，豪门大户独占山海的利益，采矿冶铁铸造铁器，煮海为盐，有的豪强大家聚众多达上千人，他们大都聚集那些流放的犯人。这些人背井离乡，丢弃祖坟，依附于豪强，豪强把这些人聚集在深山大泽之中，企图成就奸伪之业，结党营私，为非作歹，祸害无穷啊！现在，政府增加取贤人的途径，慎重选择地方官吏，用不着取消盐、铁国营，而以此使人民心安。
文学曰：“扇水都尉所言，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也，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诗云：‘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此诗人刺不通于王道，而善为权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钱，入谷射官，救急赡不给。今陛下继大功之勤，养劳倦之民，此用麋鬻之时；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辅明主以仁义，修润洪业之道。明主即位以来，六年于兹，公卿无请减除不急之官，省罢机利之人。人权县太久，民良望于上。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乘传诣公车，议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册陈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议，未有所定，此所谓守小节而遗大体，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文学说：扇水都尉所汇报的，是当时的权宜之计，不可以长久实行并传之后世，这不是圣明国君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方法。《诗经》上说：“这种设计实在可悲啊，既不遵循古人的法式，又不经营远大的计划，只是听从亲信之人的言论。”这是诗人讽刺那些不懂王道，而又善于弄权谋利的人。汉武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设立屯田官，铸造钱币，让大商人用粮食买官爵，来解决急需的军队供给。现在，皇上继承了汉武帝遗留下来各种巨大事业，供养着疲劳的百姓，正是需要安抚百姓的时候；你们这些大臣们应该考虑如何安定团结百姓，为国家兴利除害，用仁义辅助皇帝，建立宏图大业。明主（汉昭帝）即位以来，至今已有六年，你们这些公卿没有请求裁汰不需要的官吏，减少或罢免取巧谋利的人，人民长久以来寄希望于上层（整顿吏治）。现在皇上宣扬圣德，昭布明光，发文告诉各郡贤良、文学乘官车到京城议论五帝、三王治国之道和《六艺》的教化，讲述安危利害的关系，皇上的用意是很明显的。现在公卿（指桑弘羊）所辩解的还没说到皇上所规定的这些内容，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守小节而丢了大体，只顾小利而忘了大利的人。
大夫曰：“宇栋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先帝计外国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敌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势变以主四夷，地滨山海，以属长城，北略河外，开路匈奴之乡，功未卒。盖文王受命伐崇，作吧于丰；武王继之，载尸以行，破商擒纣，遂成王业。曹沬弃三北之耻，而复侵地；管仲负当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遗小，用权者离俗。有司思师望之计，遂先帝之业，志在绝胡、貉，擒单于，故未遑扣扃之义，而录拘儒之论。”
桑弘羊说：楼宇之内的燕雀不知天地之高，井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不识大体的人，不知道治国的忧虑；肩挑货物的小商贩，不知猗顿之富。先帝（汉武帝）考虑到外族和我们的利害，了解匈奴、百越的兵力情况，感到敌人兵力弱，我们容易取胜，用小的力量可以取得大的胜利，所以根据这种有利的形势，攻打四方侵扰我们的民族，使汉朝的疆域依山临海的地方和长城连接在一起，北过黄河，直到匈奴的老家，但武帝的功业没有完成。过去周文王受天命讨伐崇侯虎，在丰地建立国都，周武王继承文王的事业，载着文王的牌位，灭了商朝，生擒商纣王，完成了帝王大业。鲁国勇士曹沫（挟持齐桓公），夺回被齐国侵占的鲁国土地，洗刷了鲁国三次败给齐国的耻辱；管仲辅助齐公子纠时蒙受当时世俗的批评，后来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主功业。所以志向远大的人要不计较小的得失，执政用权的人要远离世俗的偏见。现在官员们考虑的事情是如何用姜太公的计谋，以完成先帝未完成的事业，志在彻底打败匈奴和东北方的外族，活捉匈奴单于，所以没时间考虑你们这些门外汉的不切实际的空谈，不可能采纳你们这些固执的儒生的言论。
文学曰：“燕雀离巢宇而有鹰隼之忧，坎井之蛙离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祸必大矣！此李斯所以折翼，而赵高没渊也。闻文、武受命，伐不义以安诸侯大夫，未闻弊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举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财以奉其用，然众不能毕；而以百万之师，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闻也。且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忧也。”
文学说：燕雀离巢就有被老鹰伤害的担忧，井底之蛙离其居就有被蛇鼠伤害的忧患，更何况翱翔千里而游四海呢？其祸害必然很大！这就是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赵高坠入深渊的原因。听闻周文王、武王受天命，讨伐不义以安诸侯大夫，不曾听闻（像你们这样）疲敝中原而去征伐夷狄的。昔日秦始皇常举天下之力以征讨胡、越，竭尽天下之财以奉其用，然而终不能完成任务。而百万之师，被秦始皇一人所驱使，此天下共闻也。且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疲，这就是百姓所疾苦，而我们这样的“固执的儒生”所担忧的事情啊！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百姓何苦尔，而文学何忧也？”
桑弘羊说：昔日商鞅作秦国宰相的时候，对内制定了法令制度，严明了刑罚，整顿了政令和教化，奸伪无所容。对外采取了许多增加国家收入的措施，向开发山川湖泽的事业征税，因而国富民强，农具和兵器完备，物资储备充足有余，因此去征服敌人，攻打敌国，夺取土地，开疆拓土，不必向百姓征收赋税而军队的给养就很充足。由于财物用不完，所以百姓不感到困难，把国土扩大到黄河以西，百姓也不觉得劳苦。如今盐、铁国营的好处，正是为了帮助解决百姓的急需，满足军队的费用，努力积蓄物资财富以防备匮乏，“盐、铁国营”的好处很多，既有利于国家，又无害于个人。老百姓对它有什么愁苦，你们文学又何必忧虑呢？
文学曰：“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且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无异于愚人反裘而负薪，爱其毛，不知其皮尽也。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谷熟而旧谷为之亏。自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有长短也。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吴起长兵攻取，楚人搔动，相与泣悼王。其后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积，地广而祸构，恶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册任于内，吴起之兵用于外，行者勤于路，居者匮于室，老母号泣，怨女叹息；文学虽欲无忧，其可得也？”
文学说：昔日汉文帝时，没有实行盐、铁国营，而百姓富足；现在实行了之后，百姓反而穷困潦倒，没有见到盐、铁国营的好处在哪里，相反见到的都是它的害处。况且这种利益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长出来的，完全取之于民间，还说有什么百倍的好处，这种政策是错误的！这就跟愚蠢的人反穿皮衣去背柴一样，把毛朝里面，为的是爱护皮衣的毛，可不知道反把皮给磨坏了。今年李子树、杨梅树的果实结得多，来年就结得少，新谷子成熟了，陈谷子也就要吃完了。即使天地间也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更何况人间的事情呢？所以，对哪方面有利的事，就必然对另一方面有害，就像日月不能同时照耀大地，白天和黑夜有长有短一样。商鞅严厉刑法，生财谋利，使得秦国人民不聊生，一起到秦孝公那里去啼哭。吴起兴兵打仗，攻城掠地，使得楚国人心骚动不安，一起到楚悼王那里去哭泣。从此以后，楚国一天比一天危急，秦国一天比一天衰弱。所以，国家的财富虽然积蓄多了，而百姓的怨恨也就随之加深了；地域虽然扩大了，而祸患也随着形成了。这怎么能说财富使用不完而百姓不知道困难，疆土扩大到黄河以西而百姓不受苦难呢？现在你们对内采取商鞅的策略，对外像吴起那样兴兵打仗，结果使服役的人常年在外奔波劳累，在家里的人缺吃少穿，老母亲痛心地哭泣，妻子悲伤地叹息；我们文学虽然不想发愁，但这又怎么能做 到呢？
大夫曰：“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幷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春秋曰：‘末言尔，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椎车之蝉攫，相土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虽有裨谌之草创，无子产之润色，有文、武之规矩，而无周、吕之凿枘，则功业不成。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
桑弘羊说：秦国任用商鞅，国家因而富强，后来终于兼并六国而成就帝业。到了秦二世的时候，由于奸臣独断专行，合理的法律制度得不到实行，旧贵族叛离，使得秦朝灭亡。正如《春秋》上说的：“不说这个了，因为祭仲（郑国大夫，连立三君，春秋第一“权臣”）已经死了。”善于歌唱的人能使别人接续他的歌声，善于手工制作的人能使别人继承他的事业。椎车有了车轮外圈，是相土（商汤十一世祖）的改良发展而成的。周朝的建国事业能完成，是周公出力的结果。如果只有裨谌（郑国大夫）为郑国起草政令，而没有子产（郑国改革家）来修改润色，只有周文王、周武王制定的规章制度，而没有周公和姜子牙的配合，那么他们的功业都是不能成功的。现在你们用赵高亡秦的事来非议商鞅，就好像用崇侯虎扰乱殷商这件事来指责伊尹一样。
文学曰：“善凿者建周而不拔，善基者致高而不蹶。伊尹以尧、舜之道为殷国基，子孙绍位，百代不绝。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赋敛既烦数矣，又外禁山泽之原，内设百倍之利，民无所开说容言。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非不广壤进地也，然犹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狐刺之凿，虽公输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虽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风则零落，虽有十子产，如之何？故扁鹊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国也。”
文学说：善于用凿子打眼的人所按的把柄，牢固而不动摇；善于打地基的人垒起来的墙，可以很高而不会倒塌。伊尹用尧舜的治国之道作为商朝治国的基础，因此子孙继承王位，经过一百代没有断绝。商鞅用严酷的法律作为秦国统治的基础，所以秦朝二世而亡。刑罚已经很严峻了，商鞅又制定了连坐法，定了“诽谤”罪，增加了肉刑，弄得老百姓胆战心惊，手脚不知所措。征收的赋税已经很繁重了，还要禁止人民开发山林湖泊的资源，把巨额利润收归国有，使得人民没有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重视财利而轻视礼义，提倡武力而奖励军功，这并不是不能扩充领土，增加地盘，但这就好像人得了水肿病一样，喝水越多病就越重。你们只知道商鞅为秦国开创了帝业，但“商鞅变法”也是给秦朝招致亡国的原因啊！开凿出的歪斜不正的卯眼，就算鲁班在世也不能按上榫头。用竹、木混在一起的土作为根基，就是良匠也不能在上面建造很高的房屋。好比秋天的蓬草遭到霜打之后，被风一吹就零落了，即使有十个像子产那样善于为政的人，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扁鹊不能使死人的骨头长出肉来，微子（纣王长兄）和箕子（朝鲜开国国君，纣王的叔父）也不能挽救商朝的灭亡。
大夫曰：“言之非难，行之为难。故贤者处实而效功，亦非徒陈空文而已。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是以战胜攻取，幷近灭远，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坏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遗谋，备饬素修也。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夫畜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故弛废而归之民，未睹巨计而涉大道也。”
桑弘羊说：说起来不难，做起来才难。所以，有才能的人是踏踏实实地建立功勋，而不是只说空话。昔日商君（商鞅）懂得开疆拓土的策略，凭借当时秦孝公给他的权力，为秦国增长财利，成就伟业，因此才能一打仗就胜利，一进攻就占领，并吞邻国，消灭远国，战胜燕、赵，打败齐、楚，使各国诸侯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归顺西面的秦国。后来蒙恬以摧枯拉朽之势征讨匈奴，开拓了千里土地，把匈奴赶到黄河以北。为什么能这样呢？就是因为继承了商鞅遗留下来的谋略，平时加以整顿，有所准备的结果。所以一举就能收到利益，一动就能得到成功。可见，积蓄财富，运筹策划，才是国家强盛的原因啊。所以如果废除盐铁国营，而交给豪民大户私营，那就是看不到国家的宏伟长远计划，不懂得其中大道理啊！
文学曰：“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权数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此所谓恋朐之智，而愚人之计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后忤，初虽乘马，卒必泣血。’此之谓也。”
文学说：商鞅的开疆拓土之术，不是不能实行；蒙恬把匈奴赶到千里之外，不是没有功劳；秦国威震天下，不是不强盛；诸侯归附秦国，也不是不顺从；然而这些也正是秦朝所以灭亡的原因。商鞅玩弄权术危害了秦国，蒙恬得到千里土地而使秦朝灭亡。这两个人，只知道功利而不知道祸患，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后退，结果他们自己身死而很多人也跟着失败。这就是所谓的目光短浅之人的智慧和愚人的计谋，哪里谈得上什么治国的大道理呢？所以俗话说：“小人一开始迎合主子，而后来又会背叛，这种人起初纵马驰骋，死后必然血泪纵横。”说的就是这个（商鞅、蒙恬这一类人）（暗指桑弘羊）啊！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贤知之士，阘茸之所恶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孝公大说，封之于、商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世人不能为，是以相与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桑弘羊说：善良美好的人，常受到丑陋驼背之人的嫉妒；贤能智慧的人，往往遭到愚钝低能之人的憎恶。因此上官大夫（靳尚）在楚顷襄王面前诽谤屈原，公伯寮对季孙（鲁国权臣）说子路的坏话。商鞅出生于平民，从魏国到了秦国，一年后就被任命为宰相，革新法令，严明教化，因而把秦国治理得很好。所以秦国出兵打仗就能扩大领土，罢兵休整就能使国家富强。秦孝公非常高兴，把於、商一带方圆五百里的土地封给商鞅。商鞅功高如丘山，美名传后世。他所做的都是一般庸人所做不到的，所以他们就一起妒忌他的才能，对他的功业吹毛求疵。
文学曰：“君子进必以道，退不失义，高而勿矜，劳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顺；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妒其业。今商鞅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雠，虽以获功见封，犹食毒肉愉饱而罹其咎也。苏秦合纵连横，统理六国，业非不大也；桀、纣与尧、舜并称，至今不亡，名非不长也；然非者不足贵。故事不苟多，名不苟传也。”
文学说：君子做官时必须依靠道德，辞官后也不失掉礼义，才能很高但不骄傲，有功劳也不自夸，地位尊贵而举止谦逊，功劳大但通情达理，所以世人就不会憎恶他的才能，不会嫉妒他的功业。现在商鞅抛弃仁义而玩弄权术，废除仁德而依靠暴力，提倡严刑峻法，以暴虐为习惯，用欺骗老朋友的手段立功，以对宫室贵族施加刑罚建立威势，对百姓不施恩惠，对诸侯不讲信用，所以人人怨恨他，家家跟他结仇，虽然他以此建立功劳，获得封地，但这就像吃了有毒的肉一样，吃得越饱就越是遭殃。苏秦合纵连横，统理六国，功业不能说不大。桀、纣和尧舜的名声同时流传到现在，不算不长远。然而干坏事的人永远不会被得到尊重。所以，事情不能随便赞美，好名声也不是随便流传的。
大夫曰：“缟素不能自分于缁墨，贤圣不能自理于乱世。是以箕子执囚，比干被刑。伍员相阖闾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杀之。乐毅信功于燕昭，而见疑于惠王。人臣尽节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种辅翼越王，为之深谋，卒擒强吴，据有东夷，终赐属镂而死。骄主背恩德，听流说，不计其功故也，岂身之罪哉？”
桑弘羊说：白色的丝织品碰上黑色染料就不能自然分离出来保持洁白，圣贤在乱世中也不能保全自己。所以箕子被囚禁，比干被剖心，伍子胥（第一声）曾辅助吴王阖闾（helv）称霸，但是昏庸的夫差却把他杀害了，并把他的尸体投入江中。乐毅曾被燕昭王信任，为燕国建立了功业，却被燕惠王怀疑。做臣子的为了保全节操尽忠而死，却得不到当时君主的信任。大夫文种辅助越王勾践，替他深谋远虑，为他打败了强大的吴国，占据了东南一带，但最后还是被勾践赐剑而死。这都是骄横的君主忘恩负义，听信流言蜚语，不考虑他们的功劳的缘故，难道是他们本身的罪过吗？
文学曰：“比干剖心，子胥鸱夷，非轻犯君以危身，强谏以干名也。憯怛之忠诚，心动于内，忘祸患之发于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御非，虽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吴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叹曰：‘嗟乎，为政之弊，至于斯极也！’卒车裂族夷，为天下笑。斯人自杀，非人杀之也。”
文学说：比干被剖心，伍子胥尸体被装进皮囊投入江中，并不是他们轻率冒犯国君给自己带来危害，也不是他们极力进谏国君为了追求好名声。而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悲痛和忠诚，以至忘掉了从外面来的祸患，他们的目的是纠正国君的错误，拯救百姓，所以死而无怨。君子能坚持自己做好事，却不能防御别人做坏事，虽然它们受刑被杀，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罪过。因此比干的死引起了百姓对纣王的埋怨，伍子胥的死引起了吴人对夫差的怨恨。但是秦国人对商鞅变法的仇恨，超过了私仇，所以秦孝公一死，全国的人都群起而攻之，使他无处逃奔，只好仰天长叹说：“唉，实行变法的弊病，竟使自己落到这样的地步！”最后商鞅被车裂，家族人被杀光，被天下人所耻笑。这是他自己把自己杀了，并不是别人杀死他的。
第八回缺失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钜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齐以其肠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干，以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也。势足以使众，恩足以恤下，是以齐国内倍而外附。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强，转毂游海者盖三千乘，失之于本而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泽之原，非独云梦、孟诸也。鼓铸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大农盐铁丞咸阳、孔仅等上请：‘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以杜浮伪之路。’由此观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虑亦远矣。”
桑弘羊说：现在越之具区（太湖），楚之云梦（泽），宋之钜野（湖），齐之孟诸（泽），都有使国家富强而称霸的资源。君王统一管理国家的资源，国家就会强盛，不然，国家就会灭亡。过去齐国就像一个人把肠胃给人那样，随便让人们开发自然资源，大夫们的势力强大了而又不加以限制，结果树枝过大而折断了主干。（参见：“田氏代齐”）大夫们垄断了国家的大海资源，独占了鱼、盐的利益。他们的权势足以役使很多人，通过小恩小惠足以收买人心，因此使得齐国遭受内部的背叛而依附外国。权力转移到臣子手里，政务落到了豪门大家之中，国君权势衰微而田氏宗族强盛。他们用于运输鱼盐的车辆达三千辆，使国家既丢掉了农业，又不能控制工商业。现在山川湖泊的资源很多，并不止上面提到的云梦泽、孟诸泽。铸铁煮盐势必在偏远的山谷，人们很少到那里。奸诈狡猾的人来往于山海之间，恐怕会滋生出大奸大恶之人。（豪强大族）凭借雄厚的财利骄横不可一世，使社会丧失了质朴的风俗，滋长了虚伪的习气，使重视农业的人少了。大农盐铁丞（属大农令，掌郡国均输盐铁）东郭咸阳、孔仅等向政府上书：“希望招募人民，自己带着生活费用，由国家供给生产工具，来煮盐，再由国家收购，以杜绝虚浮诈伪之路。”由此看来，立法的本意在于防止国势衰微，有关部门的考虑还是长远的。
文学曰：“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着。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幷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纻，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己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
文学说：有关部门的考虑长远了，但是有权的人得利也近了；立法的本意在于防止国势衰微，可是（官员们）却走上了腐化奢侈之路。自从设置兴利的官吏，盐铁、酒榷、均输三大事业兴起，达官显贵之家熙熙攘攘地在路上往来，许多车辆在道上拥挤碰撞，他们扰乱公法，谋取私利，跨越山泽，垄断国家市场，这就不仅仅是谋取大海的鱼盐之利了；他们还掌握国家大权，横行海内，其权势不是当年齐国的田成子和大夫们所能比得了的；他们的威风高于过去晋国的六卿，财富多于陶朱公、子贡，衣服车辆，超过了皇族，房屋住宅超过了政府的规定。兼并来的住宅连成一片，把巷道都隔绝了，阁道纵横交错，足以游玩观赏；挖水池，修曲道，足以纵马驰骋。临渊钓鱼，放狗捉兔，斗兽举鼎，踢球斗鸡。中山美女在堂上弹琴奏乐，在堂下伴着鼓声跳着舞。妇女披着罗纨，婢妾拖着葛布，子孙们车连车，马并马，往来捕兽猎鸟，身手矫健。因此，种地的放下农具而不愿意劳动，老百姓像融化了的雪一样消极懈怠。这是为什么呢？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别人夺走了，人们于是互相效仿奢侈，而且这种歪风邪气，不停地上升，这就是老百姓所以滋长虚伪的作风，而很少从事农业劳动的原因。
刺复第十
大夫曰：“官尊者禄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孙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广者鱼大，父尊者子贵。传曰：‘河、海润千里。’盛德及四海，况之妻子乎？故夫贵于朝，妻贵于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者与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编户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孙，是以跛夫之欲及楼季也，无钱而欲千金之宝，不亦虚望哉！”
桑弘羊说：官位高的人俸禄就丰厚，树干壮的枝叶就茂盛。所以，文王有德，他的子孙都有封地，周公为相，他的儿子伯禽就富裕。水深广的地方鱼就长得很大，父亲的地位高了，儿子也跟着享富贵。《公羊传》上说：“河海的水滋润着千里土地。”隆盛的恩德，遍布四海，更何况大臣们的妻子儿女呢？所以，丈夫在朝中做了官，妻子在家里也享受富贵。家里富足了，就苟且算美好了。自古以来就是这个道理。孟子说：“国君和普通人也是一样的人，然而他那样气派，就是因为他处的地位才使他那样。”身处平民百姓的行列，却向往贵族子弟的富贵，这就像瘸子想同楼季那样善于登高眺远。没钱的人想得到千金财宝，这不是幻想吗？
文学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故起而佐尧，平治水土，教民稼穑。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岂云食禄以养妻子而已乎？夫食万人之力者，蒙其忧，任其劳。一人失职，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义，非乐其势也。受禄以润贤，非私其利。见贤不隐，食禄不专，此公叔之所以为文，魏成子所以为贤也。故文王德成而后封子孙，天下不以为党，周公功成而后受封，天下不以为贪。今则不然。亲戚相推，朋党相举，父尊于位，子溢于内，夫贵于朝，妻谒行于外。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编户跛夫而望疾步也。”
文学说：大禹、后稷来自平民，他们感到天下有的人不得温饱，就如同自己把他们推到水沟里一样难受，所以他们起来佐助尧平治水土，教老百姓耕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并且如此重视它，怎么能说拿份俸禄，仅仅是为了养活妻室儿女呢？受万人供养的人，应该替大家承受忧虑，分担劳苦。只要有一人失职，一官不治，这都是公卿大臣的过错。所以君子做官，是为了推行仁义，而非享受权势。享受朝廷俸禄，是为了培养贤才，而不是谋取私利。发现贤才不隐瞒，所得俸禄不独享，这就是公叔文子（卫国大夫）之所以谥赠为“文”，而魏成子之所以成为贤人的原因。所以周文王用仁德得到天下，然后分封子孙，天下不认为他们结党，周公功成，然后接受分封，天下不以为贪。今则不然。亲戚相推，朋党相举，父亲地位高，儿子在家里就骄纵，丈夫在朝中做官，妻子在外就接收请托。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贵，无管仲之功而有其奢侈，因此瘸腿小民都想要疾步如飞。
大夫曰为色矜而心不怿，曰：“但居者不知负载之劳，从旁议者与当局者异忧。方今为天下腹居郡，诸侯并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风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国家之用，寝而忘寐，饥而忘食，计数不离于前，万事简阅于心。丞史器小，不足与谋，独郁大道，思睹文学，若俟周、邵而望高子。御史案事郡国，察廉举贤才，岁不乏也。今贤良、文学臻者六十余人，怀六艺之术，骋意极论，宜若开光发蒙；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将多饰文诬能以乱实邪？何贤士之难睹也！自千乘倪宽以治尚书位冠九卿，及所闻睹选举之士，擢升赞宪甚显，然未见绝伦比，而为县官兴滞立功也。”
（听了文学们的话）桑弘羊神色严肃，内心很不高兴，说：居于家中之人不知背负家庭的辛劳，站在旁边议论的人不知当局者的忧虑。现在京城地处天下的中心，诸侯的事都汇集到这里，国内外还不安宁，我们内心惴惴不安，就好像乘船渡河，遇到风浪还没有靠岸一样。因此夙夜思念国家之用，寝而忘寐，饥而忘食，成天筹算国家财务，各项事情都记挂在心头。协助工作的官僚又学识浅薄，不足与谋，独自忧愁国家大事，所以想见到你们这些文学，就像周公、召公盼望才高的学子一样。御史考察各地的情况，察孝廉、举贤才，每年都不少。现在你们贤良、文学到这里来的有60多人，都具有六艺之才，尽情发表议论，应该讲些好的治国理念，对我们有所启发教益；谁知你们相信过去，和当前的需要相背离，只讲古代大道理，不切合当下的社会情况。看来是我们不能识别真才呢？还是你们装饰外表，弄虚作假，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呢？为什么见到一个贤士这么难啊？自从倪宽（前任御史大夫）靠钻研《尚书》而得到超过九卿的官位以后，到现在我们所见闻的选举之士，虽然有的也选拔提升，参与政事，地位很高，然而始终没有看见有超群出众，能够为国家兴利除弊建立一番功业的人啊！
文学曰：“输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规矩而凿枘调。师旷之谐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宫商调。（蓝字省略未翻译）当世之工匠，不能调其凿枘，则改规矩，不能协声音，则变旧律。是以凿枘刺戾而不合，声音泛越而不和。夫举规矩而知宜，吹律而知变，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饮醇酒，倪大夫闭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烦，烦则乱；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为匹夫。’夫维纲不张，礼义不行，公卿之忧也。案上之文，期会之事，丞史之任也。尚书曰：‘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庶尹允谐。’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乱，事起而不废，士守其职，大夫理其位，公卿总要执凡而已。故任能者责成而不劳，任己者事废而无功。桓公之于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劳于求贤，逸于用之，岂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谦卑而不邻，以劳天下之士，是以俊又满朝，贤智充门。孔子无爵位，以布衣从才士七十有余人，皆诸侯卿相之人也，况处三公之尊以养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禄之美，而不能致士，则未有进贤之道。尧之举舜也，宾而妻之。桓公举管仲也，宾而师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谓亲贤矣。以诸侯而师匹夫，可谓敬宾矣。是以贤者从之若流，归之不疑。今当世在位者，既无燕昭之下士，鹿鸣之乐贀，而行臧文、子椒之意，蔽贤妒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己而不问，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贤，以禄骄士，而求士之用，亦难矣！”
文学说：鲁班用木材按规矩制作因而制品上下咬合，师旷按六律演奏因而五音谐调。……
治理大事者不可以烦躁，烦躁则生乱；治理小事者不可以懈怠，懈怠则荒废。……维纲不张，礼义不行，才是公卿（指桑弘羊）忧虑之事。办理公文、召集会议，这是丞史（公卿的助手）的任务。《尚书》上说：“有才能的人在朝当官，僚属以他们为师，按时做好自己的事情，百官之长就能妥善（处理政事）。”说的就是：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乱，事起而不废，士守其职，大夫理其位，公卿只是统管主要的事，掌握大略就行了。因此任用有才能的人只要交代一下任务就行了，并不感到劳累，如果事必躬亲，就会废而无功。齐桓公对管仲，既听他的也看着他。因此君子劳于求贤，逸于用之，难道会说他懈怠吗？昔日周公为相时，谦卑而不揽事过多，劳烦天下之士，因此俊才满朝，贤智充门。孔子无爵位，一介布衣，都有七十多人跟随他，皆诸侯卿相之人也。何况（像你这样）身处三公之尊而养天下之士的人呢？现在以你的官位，俸禄很高却不能招引人才，说明你没有选拔贤才的方式。尧推举舜继位，敬之如宾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齐桓公任用管仲，敬之如宾而且以他为师。身为天子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匹夫，可谓亲贤。身为诸侯而以匹夫为师，可谓敬宾。因此贤者都络绎不绝地归附他们，真诚而不动摇。今当世在位者（指桑弘羊），既无燕昭之礼贤下士，也没有像《诗经·鹿鸣》所讲的那样平易近人，相反还做像臧文仲（鲁国大夫，擅为国理财）、子椒（楚国大夫，曾排挤屈原）所做的那样。埋没贤才，妒忌才能，自以为聪明，诋毁别人的才能，自我满足而不肯请教别人，看不起士人，不跟他们交朋友，以自己的官位凌驾于贤人之上，以自己的俸禄轻视士人。以此来求士之用，实在是困难啊！
大夫缪然不言，盖贤良长叹息焉。
桑弘羊陷入沉思，默然不语，贤良们也长长地叹息。
御史进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诸侯。故贤者得位，犹龙得水，腾蛇游雾也。公孙丞相以春秋说先帝，遽即三公，处周、邵之列，据万里之势，为天下准绳，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无益于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诏，建节驰传，巡省郡国，举孝、廉，劝元元，而流俗不改。招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超迁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荐士，文王之广贤也？然而未睹功业所成。殆非龙蛇之才，而鹿鸣之所乐贤也。”
御史上前一步说：姜太公辅助周文王和武王取得天下，管仲辅助齐桓公成为诸侯的霸主。故贤者得位，犹龙得水，腾蛇游雾也。公孙弘（汉武帝时的丞相）因向汉武帝讲述《春秋》，很快就做了丞相，处于周公、召公之列。掌握国家大权，为天下准绳，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作为天下的表率。然而对治理国家却没有什么帮助。博士（汉朝官名，掌管书籍，作为皇帝顾问等）褚泰、徐偃等遵照皇帝的旨意，以特使身份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巡察，选拔孝廉，劝说百姓，但社会的风气并没有得到改变。（政府）招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提拔升迁他们的官爵，有的官至卿大夫，这难道不是像燕昭王那样选拔士人，像周文王那样广纳贤才吗？然而并没有看到他们建立什么功业。大概他们并没有什么非凡的才能，也不是《诗经·鹿鸣》里所说的贤人吧！
文学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并明。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勀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独以一公孙弘，如之何？”
文学说：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容器，日月不能同时照明。公孙弘做丞相时，武帝正谋划攻打四夷，所以诡诈的计谋得到采纳。荆楚一带的兵士得到征用，将帅有的封侯食邑，而攻克敌城，俘获敌军的人都得到厚赏，也因此奋起杀敌的人就多了起来。其后，干戈不休，军队多的可以互相观望，穿盔甲的兵士疲惫不堪，而政府费用不足，所以设置险阻以使国家增加财利的臣子兴起，而姜太公那样的贤人却隐居起来。挖沟渠疏通泾水和渭水以通漕运，任用东郭咸阳、孔仅建立盐铁国营以为国谋利，富人可以用钱买官爵、免除刑罚、除去罪责。国家用钱的地方很多而官吏却徇私舞弊，上下兼求，百姓疲劳不堪，还不得不遵从法律。所以酷吏们得到重用，严酷的法律也建立起来了。杜周、咸宣之流以严峻的法律条文办理案件取得富贵，王温舒之徒像老鹰一样杀害罪犯而得以扬名。（文学举例出的三个人都是武帝时期有名的酷吏。）这时想用仁义之道辅助君主的人就少了，而采取不正当手段迎合君主的人多了，仅仅公孙弘一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第十一 论儒
御史曰：“文学祖述仲尼，称诵其德，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鲁、卫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当此之时，非一公孙弘也。弱燕攻齐，长驱至临淄，愍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于秦，与之俱虏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
御史说：文学效法你们的“祖先”孔丘，颂扬他的功德，自以为从古至今，他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孔子在鲁国、卫国一带宣讲儒道，在洙水、泗水一带实行教化，他的学生并未因此而变好，当时的天下也并未因此而治理好。鲁国反而衰弱得更厉害了。齐宣王奖励儒术，尊重游士，孟轲、淳于髡（稷下学宫元老）一类的人享受上大夫的俸禄，不担任具体职务而议论国事，当时在齐国稷下学宫的先生有千余人。那时，可不只是一个公孙弘那样的人。然而弱小的燕国攻打齐国，竟能长驱直入，直至国都临淄，齐愍王仓皇出逃，最后死在莒[jǔ]地而儒生却不能挽救；齐王建被秦国擒住，儒生们也和他一起当了秦国的俘虏而不能使齐国生存。像这样，儒生治理国家，巩固王位，从来是没有什么成效的。
文学曰：“无鞭策，虽造父不能调驷马。无势位，虽舜、禹不能治万民。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故轺车良马，无以驰之；圣德仁义，无所施之。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愍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幷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为秦所禽，不亦宜乎？”
文学说：没有赶马的鞭子，就是造父也不能驾驭四匹马。没有权势地位，就是舜、禹也不能治理好天下的百姓。孔子说：“凤鸟不至，黄河当中没有出现河图，我就完了啊！”所以，良马拉小车，没法跑得快；圣德仁义，也没办法施行。齐威王、宣王时，重视招揽贤人，国家富强，威震敌国。到齐愍王时，奋二世之余烈，向南占领楚淮，向北兼并强大的宋国，使十二个诸侯国归附，向西威逼三晋（韩、赵、魏），击退了强大的秦国，使其他五国都归顺齐国，邹鲁的国君和泗水一带的诸侯都向齐愍王称臣。由于齐愍王贪功无厌，不断征伐，老百姓难以忍受。许多儒生的进谏不被采纳，儒生各自走散。慎到(法家创始人之一)和捷子（稷下学宫大佬）逃亡而去，田骈（道家学派中坚人物）到了薛国，而孙卿（荀子）到了楚国。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齐王建（齐国末代君主）听流言，信了反间计，用后胜（齐国宰相）的计谋，不与诸侯亲近，所以亡了国，被秦国俘虏，不也是应该的吗？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汤，百里以饭牛要穆公，始为苟合，信然与之霸王。如此，何言不从？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说孝公，不用，即以强国之道，卒以就功。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故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贵成功，不必文辞。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时有乏匮，言以为非，困此不行。自周室以来，千有余岁，独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参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称之，犹躄者能言远不能行也。圣人异涂同归，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虽革法改教，志存于强国利民。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祭仲自贬损以行权，时也。故小枉大直，君子为之。今硁硁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晋文之谲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称也。”
御史说：伊尹以厨师的身份侍奉商汤王，百里奚因养牛有方结交秦穆公，开始都是苟合，后来他们得到信任，才协助君主成就霸业。像这样（的人才），什么话不听从？什么办法不实行呢？所以，商鞅开始用王道劝说秦孝公，孝公不采纳，随即以强国之道（劝说），终于建立了功业。邹衍（阴阳家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一开始用儒术游说各国国君，没有被采纳，后来用阴阳五行“五德始终”说，来说明国家兴衰，终于名声显著。所以，马只要能行走千里，就不一定非要胡、代的良马；士人贵在做事成功，而不在于能说会道。孟轲墨守成规，不知世务，所以受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在黎丘挨饿。现在你们这些后世的儒生，勤于修德，却时常缺吃少穿，口是心非，困在原地不愿向前行走。自从周朝建立以来，已经一千多年了，你们还只讲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每发议论，都要参照他们中的某一个，把办不到的事拿出来加以赞扬，这就好像瘸子，嘴上说走得远，而实际上却不能走一样。有才智的人可以采取不同的途径取得同一的结果，不管他们做或不做某件事情，其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商鞅虽然变法改革教化，目的在于强国利民。邹衍运用“五德始终”学说，也是为了达到“仁义”的目的。祭仲（郑国权臣）牺牲自己的主张，采取权宜之计行事，是识时务啊。所以受点小委屈，得到大伸张，是君子的做法。如今你们见识浅薄而又固执，死守儒道，像尾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为情而死的青年）那样死不回头，在你们看来，就是晋文公用计谋使诸侯尊重周室，是不值得称道的，管仲蒙受耻辱辅佐齐桓公称霸，也是不值得称赞的。
文学曰：“伊尹之干汤，知圣主也。百里之归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主，其册素形于己，非暗而以冥冥决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执德秉义而行，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也。’宁穷饥居于陋巷，安能变己而从俗化？阖庐杀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鲁公杀子赤，叔眄退而隐处，不食其禄。亏义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为也。闻正道不行，释事而退，未闻枉道以求容也。”
文学说：伊尹辅助商汤，是因为知道他是个圣主。百里奚归附秦穆公，是因为知道他是个贤君。这两个人知道商汤王和秦穆公能够成就王、霸功业，是因为他们的谋略平素在自己身上表现得清楚，而不是不明事理糊里糊涂地决断事务。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怎么可能苟合在一起就能成就霸业呢？君子遵行仁德，秉持礼义，仓促匆忙时必须这样，颠沛流离时也必须这样。孟子说：“处在现在的时代，不改变现在的风俗习惯，即使发展成千乘之势，我也是不能和他同处一个早晨的。”宁可挨饥受饿住在简陋的小巷里，怎么能改变自己的主张而去顺从恶习呢？过去因为阖闾杀了吴王僚，公子季扎就离开吴国而去延陵，终身不入吴国。鲁宣公杀了公子子赤，叔眄因此就隐退，再也不接受鲁国的俸禄。损害礼义而获得尊位，违背道义而取得（君主）容纳，是至死也不能那样做的。只听说自己的正直主张得不到实行就放弃职位隐退，没听说过可以违背道义而去求得（君主）相容纳的。 御史曰：“论语：‘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从也。季氏为无道，逐其君，夺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礼：‘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子路不说。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见南子，非礼也。礼义由孔氏，且贬道以求容，恶在其释事而退也？” 御史说：《论语》上说：“亲自干了坏事的人，君子是不会到他那里去的。”孔子嘴上这样说，实际却没有那样做。鲁国的季孙氏（鲁国权臣，“三桓”之一）行为无道，赶走了鲁昭公，夺取了鲁国的政权，可是冉求和仲由却做了他的家臣。《礼记》上规定：“男女不授受，不相互敬酒。”可是孔子到了卫国，通过宠臣弥子瑕（卫灵公男宠）晋见卫夫人南子，子路为此而不高兴。弥子瑕是个佞臣，孔子通过他去晋见卫夫人，走的不是正道。男女之间不应交往，孔子去见南子，就是背离了礼义。礼义是由孔子那里宣传出来的，他尚且违背道义以求得（君主）容纳，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正直的主张得不到实行就放弃爵位而隐退呢？
文学曰：“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烦乱，贤圣之忧也。是以尧忧洪水，伊尹忧民，管仲束缚，孔子周流，忧百姓之祸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负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趋，拯溺者濡。今民陷沟壑，虽欲无濡，岂得已哉？” 文学说：天下不太平，诸国不安宁，这是英明的君王所忧虑的。上无天子，下无地方官，天下混乱，这是贤圣所忧虑的。所以尧为洪水泛滥忧虑，伊尹为百姓忧虑，管仲遭到囚禁，孔子周游列国，都是忧虑百姓遭受祸害而想使他们脱离危险啊。因此他们不惜做厨师、遭囚禁，四处奔走以拯救百姓。追赶逃亡的人，自己就要快跑，拯救溺水的人，自己一定会沾湿。现在百姓陷入沟壑，想要救助他们又想不沾湿，这怎么可能呢？
御史默不对。
大夫曰：“文学言：‘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故王者之于天下，犹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则谓之不乐。故民流溺而弗救，非惠君也。国家有难而不忧，非忠臣也。夫守节死难者，人臣之职也；衣食饥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远劳于外，人主为之夙夜不宁，群臣尽力毕议，册滋国用。故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以赡边，给战士，拯民于难也。为人父兄者，岂可以已乎！内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犹未足，今又欲罢诸用，减奉边之费，未可为慈父贤兄也。”
桑弘羊说：你们文学说：“天下不太平，各诸侯国不安宁，这明君所忧虑的。”所以君主之于天下，就像一家之长一样，有一个得不到安置，心里就感到很不安。人民处于困境而不去解救，不是仁君（所为）。国家有难而不忧，不是忠臣（所为）。坚守节操，为国殉难，这是做臣子的职责；给挨饿受冻的人衣穿饭吃，这是慈父之道。今子弟远劳于外，人主为之夙夜不宁，群臣尽力讨论，以增加国家财用。因此少府（管理皇帝内库的部门）官员请求建立酒榷制度，以供给边用、犒劳将士、拯救灾难中的人民。为人父兄者，怎么能提议罢掉盐铁国营政策呢？内地节省吃穿以抚恤在外的将士，尚且不足，今天你们又想废除各项政策，减少供给边防的费用，太不像做慈父贤兄的样子了。
文学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诸侯力政，故国君不安，谋臣奔驰。何者？敌国众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统，陛下优游岩廊，览群臣极言至论，内咏雅、颂，外鸣和銮，纯德粲然，并于唐、虞，功烈流于子孙。夫蛮、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烦虑，而有战国之忧哉？若陛下不弃，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然后以为胡制于外臣，即匈奴没齿不食其所用矣。”
文学说：周朝末期，周天子力量微弱，诸侯以武力相互征讨，所以周天子不安，谋臣四处奔走。为什么呢？敌国太多使社稷受到危害。现在国家的疆界固定，天下一统，陛下游走在宫廷，阅看群臣的直言进谏，内咏雅、颂，外鸣和銮，功德璀璨，与尧舜一样流芳百世。对于那些蛮夷，那些不能耕种的地方，又何必忧虑出现战乱局面呢？如果陛下不想抛弃他们，只要对他们施行仁德，给些恩惠，北方蛮夷必然心向中央，自动前来归附。然后他们保持自己的体制而作为汉朝的外臣，这样匈奴永远也不会对于归顺中原的行为有所反悔了。
大夫曰：“圣主思中国之未宁，北边之未安，使故廷尉评等问人间所疾苦。拯恤贫贱，周赡不足。群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内者，未得其纪，故问诸生。诸生议不干天则入渊，乃欲以闾里之治，而况国家之大事，亦不几矣！发于畎亩，出于穷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与言也。”
桑弘羊说：圣主思中国之未宁，北边之未安，所以派遣曾做过廷尉的人到各地去了解民间疾苦。抚恤、周济贫困的百姓。对于群臣所宣扬的明君之德以及如何安抚天下的百姓，仍未得要领，所以要询问你们这些儒生。但是你们的议论不是谈上天就是谈入地，（脱离实际，）竟想用治理乡里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大事，这岂不是有点妄想吗？你们来自田间，生长在穷乡僻壤里，不知道冰水的寒冷，如宿醉方醒，真是不值得与你们讨论！
文学曰：“夫欲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顺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劳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无本以统之，虽竭精神，尽思虑，无益于治。欲安之适足以危之，欲救之适足以败之。夫治乱之端，在于本末而已，不至劳其心而道可得也。孔子曰：‘不通于论者难于言治，道不同者，不相与谋。’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学之言，不可用也。”
文学说：要想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回到根本（礼义）上去，有了根本，治国之道就会产生。顺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使不操劳也能成就功业。如果不整治根源，只注重支流，没有根本的东西（礼义）做统率，即使耗尽精力，绞尽脑汁，对治理国家都是没有好处的。想要安定国家，反而给国家带来危害，想要解救国家，反而败坏了国家。治理国家首先要处理好本末的关系，（如此则）不用劳心就可得治国之道。孔子说：“不通晓道理的人难以和他们讨论治国之道，道不同不相与谋。”现在公卿（指桑弘羊）对我们有所偏见，所以，我们的主张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大夫曰：“吾闻为人臣者尽忠以顺职，为人子者致孝以承业。君有非，则臣覆盖之。父有非，则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变君之政，父没，则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讥毁泉台，为其隳先祖之所为，而扬君父之恶也。今盐、铁、均输，所从来久矣，而欲罢之，得无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乎？有司倚于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于文学之谋也。”
桑弘羊说：我听说做臣子的应当对国家尽忠尽职，做儿子的应当孝顺父母，继承他们的事业。如果君主有错误，那么臣子应该去掩盖，如果父亲有过失，那么儿子应该隐匿潜逃。所以君主薨逝了，臣子不能改变君主的政策，父亲死了，儿子不能改变父亲的道路。《春秋》讥讽鲁文公拆毁泉台，是因为他毁掉了先祖所造的东西，而宣扬了父亲的恶行。 现在盐铁均输等国营政策，由来已久，你们想废除它，能不损害先帝的功绩和妨碍皇上的圣德吗？有关部门依靠忠孝之路，只是与你们这些文学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
文学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故圣人上贤不离古，顺俗而不偏宜。鲁定公序昭穆，顺祖祢，昭公废卿士，以省事节用，不可谓变祖之所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绪，赵高增累秦法以广威，而未可谓忠臣孝子也。”
文学说：明达之人因时而变，有识之士随着世道变化而重新制定策略。孔子说：“用麻布做帽子是合乎周礼的，今天改用丝绸，说这样节俭，我遵从大家的看法。”因此圣人崇尚贤人但不远离古制，顺应习俗而不偏离时宜。鲁定公依照宗法制度，重新安排祖先位置，鲁昭公废除卿士，以节省费用，难道不是变更祖制，更改父道吗？秦二世继承始皇扩建阿房宫，赵高增加秦朝的法律以扩大威望，这不可以说是忠诚孝子吧？
园池第十三
大夫曰：“诸侯以国为家，其忧在内。天子以八极为境，其虑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致利以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苑囿。太仆、水衡、少府、大农，岁课诸入田牧之利，池之假，及北边置任田官，以赡诸用，而犹未足。今欲罢之，绝其源，杜其流，上下俱殚，困乏之应也，虽好省事节用，如之何其可也？”
桑弘羊说：诸侯以封国为家，所担心的是内忧。天子以八方远地为界，所担心的是外患。所以领土狭小的，所需的财用就少，事情繁多的，需要的财用就大。所以政府开辟园池，统一管理山海，用所得到的的财利来补助赋税的不足，并兴修沟渠，广泛发展农林畜牧业。每年把各种税赋收上来，以补充政府各方面的支出，这样还尚且不足。现在你们要废除这些制度，这就断绝了收入的来源，堵塞流通的渠道，使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财用全部枯竭，造成贫困。你们虽然喜欢少做事情，节约费用，但这种做法怎么能行呢？
文学曰：“古者，制地足以养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国，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赡其欲。秦兼万国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赡，非宇小而用菲，嗜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语曰：‘厨有腐肉，国有饥民，厩有肥马，路有餧人。’今狗马之养，虫兽之食，岂特腐肉肥马之费哉！无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变，无功而衣食县官者众，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减除其本而欲赡其末，设机利，造田畜，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国家也。夫男耕女绩，天下之大业也。故古者分地而处之，制田亩而事之。是以业无不食之地，国无乏作之民。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三辅迫近于山、河，地狭人众，四方并凑，粟米薪菜，不能相赡。公田转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尽。愚以为非。先帝之开苑囿、池，可赋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假税殊名，其实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尽于南亩，匹妇之力，尽于麻枲。田野辟，麻枲治，则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
文学说：古时候实行井田制足以养活人民，人民足以供奉天子。千乘之国，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也都可以各得所欲。秦朝兼并了各国的土地，有四海之富，但还感到供应不足，并不是它的领土小而用得少，而是贪得无厌，百姓不堪忍受它的苛刻要求。有人称当时：“厨房里有多余的腐肉而国有饥民，马厩里有肥马而路上有挨饿的人。”现在国家饲养狗、马、虫、兽的费用仅仅是腐肉和肥马的费用吗？国家设置没有用的官吏，做一些不急需的事情，使风气变得奢侈腐化起来，没有功劳而享受着朝廷俸禄的人很多，因此造成朝廷费用不足，百姓贫困。现在不从根本上解决，反而想从枝节上做文章，设立盐铁国营，发展林、畜牧业，与百姓争夺茂盛的牧草，与商贾争夺市场的利润，这不是发扬君主的仁德和治理国家的办法。男子耕田，女人织布，这是天下的根本大业。所以古时候的土地用分封的办法来管理，按照井田制行事。因此，国家没有不产粮的土地，也没有无事做的百姓。现在朝廷开设了许多园林、公田、池泽，公家有收取租税的虚名，实际上财利都落到权贵之家。三辅地区（长安附近）靠着华山、黄河，地少人多，四面八方的人都汇集到这里，造成粮食、柴木、蔬菜都供不应求。出租的公田，瓜果蔬菜都不能种植，土地得不到充分利用。我们愚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主张把武帝所开设的园林、池塘，分给人民（指豪民），朝廷只管征税就行了。这样，只是租税和赋税名称不一样，国家同样可以得到财税。要是这样，男人可以尽力种田，妇女可以尽力纺织。荒田得到开辟，麻丝得到纺织，政府和百姓都富足有余，哪里还会有贫困呢？
大夫默然，视其丞相、御史。
御史进曰：“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管仲相桓公，袭先君之业，行轻重之变，南服强楚而霸诸侯。今大夫君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此筹计之所致，非独耕桑农也。”
御史上前一步说：从前姜太公受封于营丘（齐国最早都城），开辟荒地，定居下来，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于是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工商业，竭力提高女工纺织水平。因此邻国都来和齐国进行贸易往来，齐国的物资财富不断增长。从那时起，齐国就跨入强国行列了。管仲辅佐齐桓公的时候，继承齐国前代君主的事业，运用“轻重之术”指导变革，于是制服了南方强大的楚国而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现在大夫君（指桑弘羊）学习姜太公、齐桓公、管仲的办法，统筹盐铁国营，开发山川资源，物资一天天地丰厚起来。因此，朝廷费用充足，百姓也不穷困，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发展，朝廷和百姓都相应地富足起来了。所有这些，都是善于筹划计算的结果，并不是光靠种田养蚕专搞农业所能取得的。
文学曰：“礼义者，国之基也，而权利者，政之残也。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兴其君，管仲专于桓公，以千乘之齐，而不能至于王，其所务非也。故功名隳坏而道不济。当此之时，诸侯莫能以德，而争于公利，故以权相倾。今天下合为一家，利末恶欲行？淫巧恶欲施？大夫君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参以酒榷，咸阳、孔仅增以盐、铁，江充、杨可之等，各以锋锐，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为无间矣。非特管仲设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国家衰耗，城郭空虚。故非特崇仁义无以化民，非力本农无以富邦也。”
文学说：礼义是治国的根基，而以权谋利则是劣政。孔子说：“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伊尹、姜太公以百里之地兴其君，管仲专心辅佐齐桓公，以千乘之齐，竟不能王天下，说明他的治国方法是错误的。所以管仲的功名毁坏，他的方法也不能成功。当时，诸侯没有一个推行仁德，而是争夺利益，所以都利用权力相互倾轧。现在，天下合为一家了，还去搞工商业干什么？还去提高工艺水平干什么？大夫君（指桑弘羊）善于精打细算，筹划国用，还在诸侯身上打主意。加之酒类专卖，东郭咸阳、孔仅又搞起盐铁国营，江充、杨可（主管全国告缗事）等人言说工商业赚钱的门道，精打细算，可以说丝毫不遗漏。这些措施，已不仅是如管仲一样“设立九府，征缴山海税收”了。然而，国家虚耗，城市萧条。因此不强调崇尚仁义就不能教化百姓，不大力发展农业，就不能使国家富强。
御史曰：“水有猏獭而池鱼劳，国有强御而齐民消。故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张廷尉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幷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大夫君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歛不增而用足。夫损益之事，贤者所睹，非众人之所知也。”
御史说：……治理国家的方法，首先要肃清奸邪，铲除豪强，这样，百姓才能均贫富，安居乐业。张廷尉讨论并制定律令，用严明法令来约束天下，诛杀奸猾之人，消灭兼并之徒，使得强不凌弱，众不欺寡。大夫君（指桑弘羊）想方设法，筹集国家财用，垄断天下盐铁等利益，以排挤富商大贾的势力，用花钱来抵罪的办法，来削减有钱的人，补贴贫乏的人，从而使百姓贫富均匀。所以用兵东征西讨，没有增加税收而费用仍然充足。利弊得失，贤人看得很清楚，而不是你们这些儒生所能理解的。
文学曰：“扁鹊抚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阳气盛，则损之而调阴，寒气盛，则损之而调阳，是以气脉调和，而邪气无所留矣。夫拙医不知脉理之腠，血气之分，妄刺而无益于疾，伤肌肤而已矣。今欲损有余，补不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严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奸，而奸犹不止，意者非扁鹊之用针石，故众人未得其职也。”
文学说：如今要想减损有余，补助不足，结果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想要以严刑峻法禁暴止奸，可是作奸犯科的事情，还是屡禁不止。是不是你们采取的方法不像扁鹊使用针石治病一样，所以大家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呢？
御史曰：“周之建国也，盖千八百诸侯。其后，强吞弱，大兼小，幷为六国。六国连兵结难数百年，内拒敌国，外攘四夷。由此观之：兵甲不休，战伐不乏，军旅外奉，仓库内实。今以天下之富，海内之财，百郡之贡，非特齐、楚之畜，赵、魏之库也。计委量入，虽急用之，宜无乏绝之时。顾大农等以术体躬稼，则后稷之烈，军四出而用不继，非天之财少也？用针石，调阴阳，均有无，补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此者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
御史说：“周之建国也，盖千八百诸侯。其后，强吞弱，大兼小，并为六国。六国连兵结难数百年，内拒敌国，外攘四夷。由此观之：兵甲不休，征战杀伐频繁，即使供养军队，仓库依旧是充实的。今以天下之富，海内之财，百郡之贡，岂止齐、楚之积蓄，楚、魏之库藏？量入为出，虽有急用的时候，但不会有断绝的时候。以前大司农的官员千方百计地发展农业，并亲自参加田间劳动，以后稷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四方出兵，经费却不能继续供应，这难道是因为天下的财富少吗？难道不是他们在均有无，补不足方面没做好吗？上大夫（桑弘羊）当治粟都尉（掌管生产军粮等事），管理大司农的时候，大大整顿一番，就像用针灸治疗淤血，使全身血脉流通一样，所以各地方万物畅通，国家府库殷实。那时候，军队四处征伐，车马盔甲的开支，战功的赏赐，费用以亿万计算，全靠大司农供应。这就是具有扁鹊那样的本领，也是盐铁国营带来的社稷之福啊。
文学曰：“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今去而侵边，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犹弃江皋河滨，而田于岭阪菹泽也。转仓廪之委，飞府库之财，以给边民。中国困于繇赋，边民苦于戍御。力耕不便种籴，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盖形，夏不失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中外空虚，扁鹊何力？而盐、铁何福也？”
文学说：边境不适宜人们生活。咱们中原地区，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如今离开内地而去开疆拓土，使得内地人民肩负徭役赋税的重担，边境军民忍受痛苦。（你们造成）中原和边境空虚，请问（桑弘羊）有扁鹊的哪个本领？盐铁国营又带来了什么福呢？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民跖耒而耕，负檐而行，劳罢而寡功。是以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负辂于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车。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园圃，却羌、胡以为苑囿，是以珍怪异物，充于后宫，騊駼駃騠，实于外厩，匹夫莫不乘坚良，而民间厌橘柚。由此观之：边郡之利亦饶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于计也。”
御史说：内地人口众多，水源牧草不能满足需要，并且地势温暖潮湿，不适宜饲养牛马。人民脚踏着木犁耕种，肩挑着担子走路，辛苦劳作而收获甚少。所以百姓贫苦，衣食不足，老弱拉着车子在路上行走，甚至连公卿大夫有的还乘坐牛车。汉武帝平定百越，将其当成菜园子，打退羌胡，将其作为养马场，所以珍奇物品，在后宫储藏不少，各种名马，在马厩里饲养很多。普通人都乘上了好车，骑上了良马，民间都吃够了橘、柚。由此观之：边郡带来的好处也是很多的，而你们却问：“带来了什么福”？对于计算得失真是一窍不通啊！
文学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贡献，足以充宫室，供人主之欲，膏壤万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蛮、貊之地，远方之物而用足。闻往者未伐胡、越之时，繇赋省而民富足，温衣饱食，藏新食陈，布帛充用，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当此之时，却走马以粪。其后，师旅数发，戎马不足，牸牝入阵，故驹犊生于战地。六畜不育于家，五谷不殖于野，民不足于糟糠，何橘柚之所厌？传曰：‘大军之后，累世不复。’方今郡国，田野有陇而不垦，城郭有宇而不实，边郡何饶之有乎？”
文学说：大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物品）贡献（给大禹），足以充宫室，供人主之欲。沃野万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需要蛮荒之地、远方之物而给用充足。而在屡次征战胡越之后，百姓在家不养六种牲畜，在田野不种植五谷，使得百姓连糟糠都没得吃，哪还有橘柚给百姓吃？方今郡国，田野有地而不开垦，城市庞大却不殷实，边郡到底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义先公而后己，民臣之职也。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堕民不务田作，饥寒及己，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种而欲获，盐、铁又何过乎？”
御史说：古时候，制田百步为一亩，人民以井田制耕作，税率为十税一（10%）。臣子的职责在于先公后己。先帝（武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税率为三十税一（3.33%）。一些懒惰的小民不务耕作，以致饥寒交迫，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不耕作而想不劳而获，这关盐铁国营什么事？
文学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丰耗美恶，与民共之。民勤，己不独衍；民衍，己不独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赋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农夫悉其所得，或假贷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饥寒遂及己也。筑城者先厚其基而后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论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乎？’”
文学说：什一税是借助百姓的力量。不论丰年灾年，与民共同面对。百姓劳苦，君主不会独自富足；百姓富足，君主不会独自劳苦。所以说：“什一税，是天下最公正的。”现在虽然是三十而税一，但那是以田亩的多少为标准。丰年粮食充盈本可多取，却只三十取一；凶年农民饭都吃不饱，但还是要按三十取一的标准征收，不得短缺。再加上人头税和徭役，大约一个人耕作，就要缴纳一半的收成。农民把全部粮食都匀出来了还不够，有的只好借贷来凑够数字。所以百姓拼命耕作，还是摆脱不了挨饿受冻的困境。筑城墙要先打好基础，然后再追求高度；养民要先使其家业丰厚，然后再考虑让他们周济（穷人）。《论语》上说：“百姓足，君主岂会不足？”
御史曰：“古者，诸侯争强，战国并起，甲兵不休，民旷于田畴，什一而籍，不违其职。今赖陛下神灵，甲兵不动久矣，然则民不齐出于南亩，以口率被垦田而不足，空仓廪而赈贫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县官也。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劳民；民犹背恩弃义而远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仿效田地日芜，租赋不入，抵扞县官。君虽欲足，谁与之足乎？”
御史说：古时候，诸侯争强，战国并起，甲兵不休，人民顾不上耕种，田亩都荒芜了，但是，什一税照收。今赖陛下神灵，甲兵不动久矣，然则人民没有全去参加耕作，按照现在人口总数和垦田总数互相比较，人口数还不如垦田数多，由于田多人少，国家把仓储的粮食，尽其所有地拿出来赈济贫穷困乏的人，亏损一天比一天严重。有的人越来越懒惰而完全依赖政府接济。作为这些人的君主是很辛苦的了，还要为民操劳；有的人还忘恩负义，到处流窜，逃避公家的赋税徭役。人民互相仿效，田地一天天荒芜下去，不交赋税，抵抗朝廷。君主虽然想使国家富足，但（若大家都不交税）谁来使国家富强呢？
文学曰：“树木数徙则萎，虫兽徙居则坏。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观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乐流亡也。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绝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传曰：‘政宽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离。’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虚。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适其所安，安而不扰，使而不劳，是以百姓劝业而乐公赋。若此，则君无赈于民，民无利于上，上下相让而颂声作。故取而民不厌，役而民不苦。灵台之诗，非或使之，民自为之。若斯，则君何不足之有乎？”
文学说： 树木多次移植就会枯萎，虫兽多次迁徙就会受害。所以“代国的马依恋故乡，远飞的鸟思念故巢”，没有不留恋其出生的地方的。由此观之，人民并不是为了利益躲避赋税徭役而乐于流亡啊！前些时候，军事频繁，用度不足，于是根据财产来征收赋税，经常落到现存者的头上，农民还要去服劳役，所以没有都去耕地。大概抗不交税的都是豪强人家，征收官吏欺软怕硬，不敢向豪强深加责问；于是更加苛刻地催逼升斗小民，小民实在受不了，就逃亡远去；中等人家为此穷尽支出，后逃亡的要为先逃亡的服徭役；根据记录，很多民众因为受到恶吏的压迫，于是相仿效，逃亡的人越来越多，留出故乡的人越来越少。因此田地一天天荒芜，城市一天天空虚。治理百姓的方法，必须消除他们的忧虑，使他们安居乐业而不受到侵扰，用他们时而不要使他们过度劳累。这样，百姓就会努力耕作而乐于缴纳赋税。如果这样，君主就不必去救济人民，人民也不会向上求利，上下相让,从而就会出现颂扬的歌声。这样，征收赋税百姓不会厌恶，派遣徭役百姓不会叫苦。如果这样，君主哪还会有什么不足之用呢？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学，与小役；二十冠而成人，与戎；五十以上，血脉溢刚，曰艾壮。诗曰：‘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故商师若乌，周师若荼。今陛下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傅，五十六而免，所以辅耆壮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唐园，俭力趣时，无饥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讼县官，亦悖矣。”
御史说：古时候15岁进大学，并负担一些小的徭役；20岁加冠成人，开始服兵役；50岁以上身体还很强壮，称为“艾壮”。 当今皇上十分可怜老百姓的处境，大大放宽了从事劳役的尺度，23岁开始服役，56岁解除，目的是为了锻炼丁壮，照顾老年，使成年人耕田种地，老年人管理菜园，适当安排劳力，兼顾不误农时，（因此）没有挨冻受饿的担心。如果这样还有人搞不好家业，反过来责备朝廷，那真是违背事理了。
文学曰：“十九年已下为殇，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从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于家，不从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乡饮酒之礼，耆老异馔，所以优耆耄而明养老也。故老者非肉不饱，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与子孙服挽输，并给繇役，非养老之意也。古有大丧者，君三年不呼其门，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尽者，其惟亲之丧乎！今或僵尸，弃衰绖而从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顺孝悌之心也。周公抱成王听天下，恩塞海内，泽被四表，矧惟人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诗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于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辅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议也。” 文学说：古时候，家里有大丧事，君主会让他守丧三年而不呼其门。这是为了提倡孝道，照顾孝子悲痛的心情。君子们所看重的应该尽力去做的，只有双亲的丧事啊！今天，有的刚刚家人过世了，却都脱了孝服，前去从军打仗。这不是爱民如子，顺孝道之心啊！当今皇上年纪很轻，委任大臣，公卿们辅佐国政，政令教化都没有很好安排，所以百姓们才议论纷纷啊！
御史默不答也。
大夫曰：“王者包含幷覆，普爱无私，不为近重施，不为远遗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劳佚不齐，独不当调邪？不念彼而独计此，斯亦好议矣？缘边之民，处寒苦之地，距强胡之难，烽燧一动，有没身之累。故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蔽扞也。诗云：‘莫非王事，而我独劳。’刺不均也。是以圣王怀四方独苦，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何求而不默也？”
桑弘羊说：君主兼容并包，博爱无私，不因为是亲近的人就多施恩惠，也不因为是疏远的人就忘记给恩德。现在都是国家的人民，都是国家的臣子，安危劳逸不均，难道不应当调节吗？不考虑边区的军民，只考虑内地的百姓，这也算在好好议论？边境的人民居住在寒冷艰苦的地方，抵御强敌匈奴的侵扰，烽火一起，就有丧命的危险。因此，边境百姓身经百战，才能使内地岁月静好、安然入睡，这是由于有边郡作为抵抗匈奴的屏障啊！《诗经》上说：“哪件不是国家的事情，偏偏要我一人承担。”就是讽刺这种劳逸不均的现象。因此圣王（武帝）关怀四方边境百姓的苦难，出兵击退胡越的侵扰，赶走敌寇，平息战乱，散发内地多余的物资来调节边境的用度不足。边境强大了，内地就会安全。内地安全了，整个国家才能安然无事。这样做，你们还有什么要求而如此喋喋不休呢？
文学曰：“古者，天子之立于天下之中，县内方不过千里，诸侯列国，不及不食之地，禹贡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诸侯各保其国，是以百姓均调，而繇役不劳也。今推胡、越数千里，道路回避，士卒劳罢。故边民有刎颈之祸，而中国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嚣嚣而不默也。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故群臣论或欲田轮台，明主不许，以为先救近务及时本业也。故下诏曰：‘当今之务，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公卿宜承意，请减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国弊落不忧，务在边境。意者地广而不耕，多种而不耨，费力而无功，诗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其斯之谓欤。”
文学说：古时候，天子在天下的中央建立国家，辖地不过千里，诸侯列国，也未到不能耕种的地方。《禹贡》记载（夏初国土面积）达到了五千里；百姓各自供给他们的君主，诸侯各自保卫他们的国家。因此，百姓劳逸平均，徭役也不繁重。现在到千里之外的边境，把匈奴、越人推出国门之外，道路遥远，地方荒僻，士卒精疲力尽。边民因此有杀身之祸，而内地人民也有死亡之患，这就是百姓们叫苦连天而不能沉默的缘故啊。治理国家的办法，是由内到外，从近的开始。近的归顺了，然后再招抚远的。内地百姓丰衣足食，然后抚恤边远地区。所以当群臣（主要是桑弘羊）提出“轮台屯田”的建议时，英明的武帝没有同意，认为当务之急，首先要搞好农业。因而下诏书说：“当今首要的任务是，禁止苛捐暴政，停止擅加赋税，大力搞好农业生产。”公卿们应该接受皇上旨意，请求减免不称职的官吏，来帮助解决百姓的困难。如今，内地一片衰败不去忧虑，却致力于边境事务。就好比地域广阔而不去耕种，就算种了又不去除草，费力而无功。《诗经》上说：“大田宽广不可耕，野草高高长势旺”。说的就是这个啊！
大夫曰：“汤、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国千里，非贪侵也；所以除寇贼而安百姓也。故无功之师，君子不行；无用之地，圣王不贪。先帝举汤、武之师，定三垂之难，一面而制敌，匈奴遁逃，因河、山以为防，故去砂石咸卤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县，弃造阳之地以与胡，省曲塞，据河险，守要害，以宽徭役，保士民。由此观之：圣主用心，非务广地以劳众而已矣。”
桑弘羊说：汤、武之征伐，并非喜好用兵；周宣王开辟国土千里，并非贪图侵占（他国土地），都是为了除灭寇贼以安百姓。所以，君子不打无功之仗，圣王不贪无用之地。先帝（武帝）举汤、武之师，平定了东南西三边的动乱，然后向北制服强敌，匈奴遁逃。于是，依据高山大河作为防线，所以放弃沙漠咸卤不能耕种的土地，让出穷远偏僻的地方，放弃造阳一带地方给予胡人，减少一些僻远的边塞，凭据大河天险，守着要害之地，以便减轻徭役，保卫百姓。由此观之：圣主（武帝）的用心，并不是为了追求扩大领土而劳役百姓啊！
文学曰：“秦之用兵，可谓极矣，蒙恬斥境，可谓远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县寇虏之地，地弥远而民滋劳。朔方以西，长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费，不可胜计。非徒是也，司马、唐蒙凿西南夷之涂，巴、蜀弊于邛、筰；横海征南夷，楼船戍东越，荆、楚罢于瓯、骆；左将伐朝鲜，开临屯，燕、齐困于秽貉，张骞通殊远，纳无用，府库之藏，流于外国；非特斗辟之费，造阳之役也。由此观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为县官计过也。”
文学说：秦之用兵，可以说用到了极致，蒙恬开拓边境，可以说非常远了。现在还要超越蒙恬兴修的边塞，在寇虏之地设立郡县，距内地越远，百姓就越发劳苦。朔方以西，长安以北，设立新郡所花的人力物力以及建造长城的费用高到无法计算。不仅如此，司马相如、唐蒙开辟了通往西南少数民族的道路，巴蜀两郡就因为开辟通往邛、筰（qióng zé）（汉时对西南地区的称谓）的道路而弄得疲敝不堪；……张骞出使西域，搞来一些无用的东西，而使国家府库之藏流到国外；这些费用，已远远不止秦朝拓边打仗的费用。由此观之：这并非君主的用意，而是好事之臣对朝廷的财政收支没算好账啊！
大夫曰：“挟管仲之智者，非为厮役之使也。怀陶朱之虑者，不居贫困之处。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阳也！”
桑弘羊说：具有管仲那样智慧的人，不会被使唤去干杂事劳役。怀藏陶朱公那样谋略的人，不会陷入贫困的境地。文学能说而不会做，地位低下而讥笑朝廷，处于贫困而非议富国之道，满口大话而实际做不到，表面清高而行为却卑鄙，诽谤、非议他人，采取这样的手法来沽名钓誉，以博取当世人对自己的称道。俸禄不过一把米的人，不配谈论治国之道，家里粮食还不到一石的人没有资格计划大事。你们这些儒生都是些贫穷的人，衣帽都不整齐，哪里懂得国家的政策、政府的事情？何况拓边打仗之事呢?
文学曰：“夫贱不害智，贫不妨行。颜渊屡空，不为不贤。孔子不容，不为不圣。必将以貌举人，以才进士，则太公终身鼓刀，宁戚不离饭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时，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惟仁之处，惟义之行。临财苟得，见利反义，不义而富，无名而贵，仁者不为也。故曾参、闵子，不以其仁易晋、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诸侯之位，是以齐景公有马千驷，而不能与之争名。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于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故惟仁者能处约、乐，小人富斯暴，贫斯滥矣。杨子曰：‘为仁不富，为富不仁。’苟先利而后义，取夺不厌。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己幷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儒独何以完其衣冠也？”
文学说：卑贱不会妨碍智慧，贫穷不会妨碍德行。颜渊经常闹穷，不能说他不是贤人。孔子长得不好看，不能说他不是圣人。如果一定要以貌取人，以才能选择官吏，那么姜太公只能终生当屠夫，宁戚（出身贫困家庭，后成为齐桓公的大臣）离不开喂牛。古代的君子遵守道义来树立名望，修身养性来等待时机。不因为贫穷而改变自己的节操，不因为卑贱而动摇自己的意志，以仁处世，以义行事。见财就起贪心，见利就忘大义，没有道义而得到财富，没有名望而变得尊贵，这非仁者所为。……所以，只有仁者才能不论好坏都能泰然处之。而小人发财了就凶恶残暴，贫穷了就无恶不作。杨子（杨朱学派创始人）曾说：“为仁不富，为富不仁。”如果把利摆在第一位，把义摆在第二位，就会贪得无厌，掠夺不止。公卿们积钱亿万，大夫们积钱千金，士人积钱百金，你们这些人为求利己，兼并（百姓）财物以聚财，而百姓清寒贫苦，流浪在路上，我们儒生又怎么能独有完整的衣帽呢？
贫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量入为出，俭节以居之，奉禄赏赐，一二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故分土若一，贤者能守之；分财若一，智者能筹之。夫白圭之废着，子贡之三至千金，岂必赖之民哉？运之六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耳！”
桑弘羊说：我束发拜师十三岁时，幸运地得到侍卫皇上的职位，在京师供职，后来一直做到公卿大夫的官位，得到俸禄和赏赐，至今已六十多年了。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量入为出，节俭地过日子，把俸禄和赏赐一点一点地筹谋策划，逐渐以此致富并成就事业。所以，若分地一样大小，贤者能守之；若分财一样多少，智者能筹之。白圭（魏国国相，后弃政从商）贱买贵卖地做生意，子贡三次积财千金，难道一定要取之于民吗？不过靠运用心计，盘算盈亏，利用物价涨跌来谋取利益而已。
文学曰：“古者，事业不二，利禄不兼，然诸业不相远，而贫富不相悬也。夫乘爵禄以谦让者，名不可胜举也；因权势以求利者，入不可胜数也。食湖池，管山海，刍荛者不能与之争泽，商贾不能与之争利。子贡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势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义以充其位，不为权利以充其私也。”
文学说：古代人不从事两种职业，不能既经商谋取利益又做官享受俸禄，这样，各行各业差别就不大，贫富就不会悬殊。那些高官厚禄又能谦让的人，名气不可胜举；利用权势去谋利的人，收入不可胜数。（现在国家）独占湖池山海，割草打柴的人不能与之争自然资源，商贾不能与之争利。子贡以普通人身份经商致富，孔子尚且反对他，何况利用权势地位去追求财利呢？所以，古时候公卿大夫想到用仁义来充实地位，而不会为了权和利来充实自己的私欲。
大夫曰：“山岳有饶，然后百姓赡焉。河、海有润，然后民取足焉。夫寻常之污，不能溉陂泽，丘阜之木，不能成宫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赡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为人者，能自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学不能治内，安能理外乎？”
桑弘羊说：山岳有富饶的资源，这样百姓就能丰足；河海有丰富的物产，这样人民就能取用充足。小水池的污水不能浇灌湖泽，小山丘的树苗不能建造宫室。小的东西不能包裹大的物品，收入少的供给不了大的开支。不存在不能自足而能满足他人的人，不存在不能自治而能治理他人的人。所以善于助人者，首先自己要有能力，善于管理别人的人，首先能管理自己。 你们文学连自己都管理不好，又怎么能谈得上治理国家呢？（桑弘羊此处一语双关，也可以理解为，你们文学连内地都治理不好，又怎么能治理好边境呢？）
文学曰：“行远道者假于车，济江、海者因于舟。故贤士之立功成名，因于资而假物者也。公输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而不能自为专屋狭庐，材不足也。欧冶能因国君之铜铁，以为金炉大钟，而不能自为壶鼎盘杅，无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润众庶，而不能自饶其家，势不便也。故舜耕历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见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尧，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财也。”
文学说：走远路要依靠车子，渡江海要利用船只，因此贤士之所以立功成名，是因为有所凭借，善于利用条件。……君子可以修身以凭借方法，不能违背道义而凭借钱财。
大夫曰：“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贡以着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原宪、孔急，当世被饥寒之患，颜回屡空于穷巷，当此之时，迫于窟穴，拘于缊袍，虽欲假财信奸佞，亦不能也。”
桑弘羊说：方法在天上挂着，物品在地上布着，聪明的人利用了这些因而富足，愚蠢的人不懂得这些所以贫困。子贡搞囤积而驰名于诸侯，陶朱公因增殖财货而被当世人尊重。富人和他交朋友，穷人得到他的帮助。所以上至君主，下及布衣平民，无不对其感恩戴德，称颂他们“仁义”。原宪（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伋（孔子的嫡孙），当年遭受饥寒之患，颜回（孔子最得意的门生）经常穷困在陋巷里。当时，他们被迫居住洞穴，拘束于穿破衣袍，即使想凭借钱财听信奸佞，也是不可能的。
文学曰：“孔子云：‘富而可求，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君子求义，非苟富也。故刺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君子遭时则富且贵，不遇，退而乐道。不以利累己，故不违义而妄取。隐居修节，不欲妨行，故不毁名而趋势。虽付之以韩、魏之家，非其志，则不居也。富贵不能荣，谤毁不能伤也。故原宪之缊袍，贤于季孙之狐貉，赵宣孟之鱼飧，甘于智伯之刍豢，子思之银佩，美于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轼段干木之闾，非以其有势也；晋文公见韩庆，下车而趋，非以其多财，以其富于仁，充于德也。故贵何必财，亦仁义而已矣！”
文学说：……君子追求的是仁义，而非富贵。所以孔子责备子贡违背天命，去增长财货。君子遇到时运则既富且贵，遇不到就退而安贫乐道。不因为利益而劳累自己，因此不会违背仁义而妄加夺取。隐居修养自己的气节，不以私欲妨碍自己的德行，所以不毁坏自己的名誉而趋炎附势。就是给他韩、魏这样的家，如果不是他的志向，则不会居住。富贵不能使他光荣，诽谤也不会伤害他。所以原宪的衣袍，比季孙（鲁国权臣）的貂皮大衣还要好，赵宣孟（赵氏孤儿的祖父）的鱼羹，要比智伯（春秋末期晋国权臣）家的猪、羊、牛肉更好吃。……所以，一个人尊贵，何必要有许多钱财，只要行“仁义”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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