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历史“华夏往来圣人有两个半”。其一为儒家创派祖师孔子，而另一个则是明朝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还有半个是曾国藩。今天我们来讲讲王阳明，华夏文明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王阳明之所以能与往圣孔丘同居圣人之位，是因为他这三点都做到了极致，后世誉为“真三不朽者”。近代无数的英雄人物都把他当做精神导师比如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蒋介石。伟大领袖毛泽东当年也认真阅读了《王阳明全集》，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大致就是按照阳明心学的路子阐述的。蒋介石从日本留学回来说“日本的崛起阳明心学功不可没”，蒋介石一生对王阳明也极为推崇。日本明治维新中的前三杰和后三杰都是心学的门徒，曾经把俄国的主力舰队按在地上摩擦的日本军神东乡平八郎，他的身上一直带着一块腰牌上面写着七个字一生俯首拜阳明。
大概是四五年前偶然读到王阳明，这几年来是陆陆续续读了关于王阳明的一些书籍，像《知行合一王阳明》《传习录》《王阳明一切心法》《五百年来王阳明》，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推荐给大家。书大家感兴趣自己花时间去看，由于受时间和篇幅的影响，我们主要来讲讲他的人生经历和一些主要思想。语言和文字本身都是障碍，我所讲的不一定对，希望大家自己加以思考。
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祖上都是好读书之人，他的祖父王伦世称“竹轩先生”，淡泊名利是德才兼备之人，相传浙江各地富贾大户争相邀请王伦教育自己的子弟，凡是经他授业点拨的学生，其德行和学业都有明显的长进。父亲王华是明朝成化十七年的状元，最高官职做到了南京吏部尚书。王华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帝师”。所谓“帝师”就是古代的“高考状元”给皇帝当老师，负责专门给皇帝讲课，从弘治九年起到弘治十一年，王华就曾担任过明孝宗朱佑樘两年的老师。儒家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家庭教育，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王阳明十二岁时遵照父命，在京城入私塾读书，有一次王阳明问私塾先生：“天下何时为第一等人？”私塾师道：“嵬科高弟，显亲扬名如尊公，乃第一等人也。”王阳明又问到：“嵬科高弟时时有，岂是人间第一流？”塾师道：“孺子之见，以何事为第一？”王阳明答道：“惟为圣贤方是第一。”用宋代大思想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比小时候老师经常问我们，你长大以后要做什么？我们都说是我想要当老师，我想要当科学家，我想要当人名警察，我想要当医生，想做一个对社会国家有贡献的人。没有人说我想要赚快钱，我想去放高利贷，我想要割年轻人的韭菜，我想要躺平，我想要啃老。长大以后我们都疲于升职加薪，忙于买房买车，想要实现自己的经济自由，急于想着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王阳明曾说一句话，叫：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只有勿忘初心才能方得始终。
弘治六年（1493年），二十二岁的王阳明参加会试，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弘治九年（1496年），二十五岁的王阳明参加会试，再次落第。当时同僚中有人因为落第而感到羞愧，王阳明安慰他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弘治十年（1497年），王阳明二十六岁，是年，他再赴京城。这时明朝边境已有动荡，于是王阳明开始便寻兵法秘书，精心研读。这也为他日后的平定匪患，击败宁王反叛等军事奇迹埋下了伏笔。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再次参加会试，这次一举成功，名列前矛。后来又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被赐予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王阳明考取进士后观政工部，负责政府的土木建设工作。有一年朝廷派他前往河南浚县，让他主持建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王阳明此时也没有想到，晚年，他也将和王越一样奇袭敌营，立下赫赫战功。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驾崩，太子朱厚照即位，庙号武宗。武宗即位才十五岁，开始宠幸宦官，这样一来宦官专权，刘瑾开始掌握生杀大权，祸乱朝纲，凡事可能会触怒武宗的劝谏，刘瑾都会处理掉。对内迎合君心，对外施以严法，一旦有人违逆他的意愿，都会被严加惩戒。王阳明也因为上书劝谏，被廷杖四十下锦衣卫狱，出狱后被贬贵州农场。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官宦之祸，比比皆是，我们所熟悉的东汉末年分三国，起因就是宦官乱政，这些从来都不是什么好现象。杖刑作为中国古代的“五刑”之一，是历史上最常用的刑法。在以前是不用脱裤子的，明朝成化年间之后，廷杖就变得非常残酷了，受罚之人必须脱掉裤子，不能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而读书文人被脱掉裤子打屁股，不光是身体上的摧残，带来的往往是耻辱方面的巨大压力，从而导致精神崩溃！明朝锦衣卫，就算我们没有读过明朝史，也在电影和电视中了解过，锦衣卫那是有名的狠角色。古代被贬的名人数不胜数，像苏东坡、柳宗元、韩愈等，我们来普及一下到底有多惨：人烟稀少，语言不通，生病了没有医生，就算是病死了也都没人管，更别说娶媳妇了。没有粮食和住的地方，住的草棚要靠自己搭，朝廷的粮食可能一年才下来一次，吃的也只能是靠自己种。苏轼被贬那十多年，爱慕者说这是在放浪形骸，杯酒人生。当然人家那乐观豁达和文采没得说，但是苏轼被贬之后的情况是，吃饭靠蹭，生病靠挨，冬天没碳，夏天没泉。这还是人家朋友多的情况下，要是没朋友我们说情况会是怎样呢？这时的王阳明只能用三个字形容：惨！惨！惨！
正德二年（1507年）春天，王阳明离开北京，前往贬谪之地龙场，今天的贵州修文县。王阳明在去往途中写下了一首诗《泛海》：**险夷原不滞胸中， 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 月明飞锡下天风。**他和家仆们到达农场后，仆人们就先后病倒了，甚至还换上了抑郁症，于是王阳明便亲自给他们生火煮粥，为他们驱散抑郁之情，有时还会唱起故乡的名谣，让大家忘掉疾病和夷地之苦。
在儒家学说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格物致知”。这四个字出自《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后人将其总结为“格物致知”。然而《大学》中并没有具体地解释何为“格物”，何为“致知”，因此不同的学者纷纷提出各自的解释，并以此阐发自己的思想。当时明朝的官方思想就是程朱理学，当时朱熹认为每一个事物中都有理，然而在不同事物中，理又表现为不同的形态，这被朱熹称为“理一分殊”：在自然事物中，理表现为事物的运动规律；在人身上，理表现为伦理道德，例如仁义礼智忠孝廉耻等等。朱熹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完全认识理，他的一举一动就能自然符合伦理道德，这样的人就是圣人。当时朱熹也给出了方法“格物致知”，既然每一个事物中都有理，那么你就去研究每一个事物之理，把事物的理研究到极点，这就是“格物”。所以早年他想按照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去试一试。于是他和一个好朋友钱德洪约定，要去格亭前的竹子。王阳明对着竹子苦思冥想七日七夜，格到吐血也没格出什么来，还因此大病一场。龙场驿虽然处于大山之中，条件十分艰苦。然而王阳明在这里却很乐观，他每天思考如果圣人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会怎么做。终于有一天夜里，他在半睡半醒之间想通了：“心即理，心外无物，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从此王阳明开始建立自己的心学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格物致知”说。这一刻被称之为“龙场悟道”，它奠定了王阳明之后做学问的方向，这一年王阳明 37 岁。
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开始了讲学，当时出任贵州提学副使（相当于现在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席书，两次到龙场听王阳明讲心学思想后，甚是佩服，决定邀请他去贵阳书院讲学。当时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谪戍期满，复官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年谱》中记载，王守仁（王阳明）治理庐陵县卓有成效。这期间王阳明还提出了事上练，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正德五年刘瑾倒台，当年十一月，王阳明得以回京，在北京又重新开始了讲学。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兵部尚书王琼对王守仁的才能十分赏识，在王琼的推荐下，王守仁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提督军务，意思是王阳明到了那里既有行政权也有军事权。当时，南中地带盗贼蜂拥四起。土匪，历朝历代都有的产物，因其与游牧民族有着共同特性机动性强，使得官府的剿匪行动往往是无功而返，明朝也是面对这样的窘境。不是明军不卖力，而是土匪躲得太快，官兵来了他们化整为零，官兵一走他们又重新整合，因此四省组织过多次围剿都收效甚微。王阳明到达江西后，仔细研究了之前的剿匪记录，主要做了这么三个措施：第一是纠内鬼，之前官员剿匪不是扑空就是被土匪埋伏，跟我们现在看的《反贪风暴》一样有内鬼。第二就是民匪一家，山上的土匪在山下很多都是有亲人，常常民匪一家相互报信，王阳明因此推行十家牌法，这个跟商鞅变法的连坐有点类似，就是规定每十家为一牌，牌上注明各家的丁口、籍贯、职业，轮流巡查。一家隐匿盗贼，其余九家连坐。如有人口变动，需向官府申报，不然被认定为“黑户”。第三就是官军战斗力弱，王阳明开始挑选骁勇之士，重新练兵。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让南赣的形式如《孙子兵法》描述的先为之不可胜了，孙子兵法中有“先为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正式作战王阳明主要采取的是奇袭之战，他提出“资装素具,遇警即发,声东击西,举动由己”。该战术是基于孙子的“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谓声东击西则来源于《六韬》之策。前面提到王阳明在青年时代就熟读各种兵法战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数次战乱中建立旷世奇功。之后王阳明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为患数十年的匪患全部剿尽。按道理打了胜仗，王阳明应该高兴，却说出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警告：“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说这地方匪患三十余年，打了胜仗并不能解决当地老百姓的问题，只有让当地长治久安，才能让南赣等地的匪患彻底解决。《武状元苏乞儿》影片的最后周星驰说：“丐帮有多少人不是我决定的,是你决定的。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让百姓安居乐业,鬼才愿意当乞丐呢!”。当我们放眼世界，会惊奇的发现，我们国家的老百姓非常厉害。最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中国式的农民起义，竟然是我们独有的。难道农民起义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动力吗？可人家西方就很少发生农民起义，历史上也就只有几次，也没有哪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给推翻的。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五日，王阳明受领了镇压福州叛军的敕命，前往福建的官衙。九月王阳明率军离开赣州，沿着赣江北上，由于水路不畅于十五日抵达了丰城县。此时收到丰城县知县的报告，得知宁王朱宸濠突然反叛，如果继续北上会有危险。此时王阳明麾下的士兵，只有疲惫士卒百余名，若回赣州兴举义兵的话又太远，因此王阳明去了吉安府，希望能在吉安制定战略部署，暂且牵制宁王。宁王造反蓄谋已久，早在大太监刘瑾到台前，他就开始大行贿赂和朝廷宦官勾结，以巨额私礼贿赂太监刘瑾，结交钱宁，收买各大要员。当时宁王可调动的军队有十五万，有三个战略方向可以选，第一、出其不备，挥师北上，直取北京；第二、攻下南京，占领南方，南北对立；第三是下下策、死守老家、被困南昌、等待灭亡。王阳明预料一旦宁王拿下南京，势必又会引起长时间的战乱，到时天下将会腥风血雨民不聊生。王阳明本来是可以不管这摊子事的，毕竟之前的职责是去平定福建的兵变，但是现在他想的是要尽量拖着宁王。首先伪造了很多正规军前往江西省府的公文，公文命令沿途要备好粮草，支援行军。然后故意将伪造的公文落到宁王手里。有人对王阳明说：“朱宸濠见此公文，恐怕未必会信以为真”。王阳明说：“就算他不信，至少也会心生怀疑。他只要一迟疑，那么大势去已”。接着，王阳明又说：“虽然眼下听从他号令的人不少，但其实很多都不是真心愿意跟从他，只是因为遭到胁迫或者受到利益驱使。这些都只是暂时性的。一旦两军正面相对，正邪是非也就立刻判然，而战斗的胜负也就见分晓了。然而一旦叛军攻下南京，那百姓就遭殃了，这个道理就和“纵虎归山易，擒虎入笼难”一样，我们现在需要时间来集结军队”。果不其然，朱宸濠不敢轻易出兵前往攻打南京。因为他担心自己出兵后，有人会端了他的老巢。等打探清楚已经过去十来天了，这才率领部队于七月三日离开南昌，向着南京进发。事实上宁王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老家真就被王阳明给端了。于此同时王阳明还实行反间计，派遣人将刘养正、李士实的家人请到县城中进行款待，并让其家属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刘养正与李士实，当时这两人分别是朱宸濠的左右丞相。王阳明集结了所有能调集的部队，得知宁王此时正在大举进攻安庆，安庆即将陷落，此时麾下众将有人提出，应即刻发兵救援安庆。王阳明说道：“九江、南康皆已为贼所据，而南昌城中精悍万余，食货重积，我兵若抵安庆，贼必回军死斗，安庆之兵仅足自守，必不能出而夹攻。贼令南昌兵绝我粮道，九江、南康合势挠摄，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其危矣! 若先破南昌，贼失内据，势必归援。如此，则安庆之围自解，而贼成擒矣”。朱宸濠听闻南昌失守，闻言大惊，打算立刻率军返回南昌，李士实赶忙劝阻道：“若殿下一回，则军心离已”。刘养正也说：“今安庆被围，破在旦夕，得了安庆，然后调集南康、九江之兵，齐救南昌。官军见我兵势浩大，不战而退矣”。朱宸濠睁大眼睛瞪着斥责道：“汝家属受王守仁供养，欲以南昌奉之耶？”。朱宸濠弃安庆后，先让手下率军两万，火速赶回救援南昌城，自己则率大军在后。王阳明接到信报后，向属下咨询守御良策。大多数人认为：“贼势强盛，我军兵力不足，今既有省城可守。且宜敛兵入城。坚壁观衅,俟四方援兵至,然后图之”。王阳明则说到：“不然。贼势虽强，未逢大敌。惟以爵赏诱人而已。今进不得逞。退无所归。其气已消沮。若出奇兵击其惰归，一挫其锐，将不战自溃。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并下令转告诸将，准备于潘阳湖上与叛军决战。交战前，王阳明事先命人造了万面免死木牌，投入湖中。上面写有“宸濠叛逆，罪不容诛，协从人等，有手持此板，弃暗投明者，既往不咎”字样。此次交战朱宸濠大败而逃，被王阳明事先埋伏好的渔船活捉。此时距离朱宸濠于六月十四日兴兵发难的时间才仅仅过去了四十三天。如此神速平定一场震荡大江南北的大乱，自古以来再无他例。曾有弟子问王阳明，用兵是不是有特定的技巧？王阳明回答：“哪里有什么技巧，只是努力做学问，养的此心不动；如果非要说有技巧，那此心不动就是唯一的技巧。大家的智慧都相差无几，胜负之决只在此心动与不动。王阳明举例子说：当时和朱宸濠对战时，我方处于劣势，我向身边的人发布准备火攻的命令，那人无动于衷，我说了四次，他才从茫然中回过神来。这种人就是平时学问不到家，一临事，就慌乱失措。那些急中生智的人的智慧可不是天外飞来的，而是平时学问纯笃的功劳”。
另一边朝廷的佞臣建议武宗朱厚照御驾亲征，顺道游览一番南方的景色，朱厚照史书记载那是出了名的爱玩，这非常符合他的口味。当王阳明的捷报传来时，武宗身边的大太监张忠给他出了个馊主意，扣住捷报不发北京，让人赶去江西和王阳明谈条件，让他把宁王放到潘阳湖上，演一出戏让皇上活捉宁王。鉴于此，王阳明修改奏折，改奏擒获朱宸濠的战功该当归功于威武大将军（武宗），皇帝身边的大太监等人成为功勋。身边的弟子都知道王阳明在平定宁王中居功至伟，人人也都知道王阳明最终闹了一场空。王阳明对身边的弟子说：“应视功名利禄如浮云，要勇敢地去做事，不必计较事成之后的荣耀。有荣耀是我幸，无荣耀是我命，这就是良知给我们的答案。人人心中都有良知，我们只要依良知去做事即可。” 这就开启了心学的另一个高度，致良知，存天理，灭人欲。致良知学说提出来之后，王阳明后来讲学就只讲如何致良知。正德十五年九月，武宗在返回北京路上，路过今江苏淮安清江浦时，突发奇想，在小舟上当起了渔夫，可是不幸落水感染了风寒，最后得了肺炎死去，享年三十一岁。十三岁的新皇帝朱厚熜，王阳明也因为身体的原因回到了浙江余姚老家。不久之后新皇帝加封王阳明为新建伯，明朝的文官想要封爵，难如登天，明朝立下大功的刘伯温也只被封为诚意伯，后来两百多年中也只有三个文官获封伯爵，王阳明就是其中之一。
嘉靖六年（1527年），这一年王阳明56岁，朝廷决定由他去平定思恩，田州的叛贼，六月六日兵部使者将圣旨送到王阳明手中。此时王阳明的身体越来越差，王阳明除了肺病恶化外，双脚还长了茧子，难以行走。临走前对弟子说：“你们看我的身体还有活着回来的机会么” ？他感叹道：“道之衰乱如同滔滔江水，令人伤心，如果放弃世间之事，也不是什么难事。但圣人大禹为治理黄河，外出八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不是为自己，为国家忧劳也是不得已”。嘉靖六年九月，在阳明启程处理广西田州之乱前一晚，德洪与汝中前来讨教，三人在府邸天泉桥，进行论辩，发生了心学史上最光彩夺目的最后一幕，史称“天泉证道”。留下了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同年十二月王阳明抵达广西省东部的梧州府，他将这里定位讨伐思恩，田州的根据地，并成立军政府，这便是王阳明的最后一次出征。平定叛乱后，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病情极度恶化，已经不能坐立，曾两次上疏请求回家养病，但都未得朝廷恩准。最后下定决心于嘉靖七年（1528年）从广东省广州府出发，乘船度过北江，北上江西。打算一边等待朝廷批准，一边往家赶。当他离粤时，门人布政使王大用害怕路上有变，专门为老师备了副棺材，随在舟后。十一月二十五日，王阳明乘船抵达江西南安。他的弟子周积听闻老师到来，前来拜见。至二十九日一大早，弟子周积匆忙的跑了过来，此时王阳明已经倒下去了，很久才睁开眼睛说：“我走了。”，周积无声的流着眼泪问：“先生有何遗言？” 王阳明微微说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