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即如孟子在前面《梁惠王》章中对邹穆公所说的,“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再加上诸侯相互侵略，连年战伐，天下大乱，便是民不聊生的景象了。
其实，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都在这两种大情况之下互相消长，反之复之，永远是如此矛盾发展的。
而马克思本身是一个备受艰难困苦的穷书生，处在当时西方欧洲式资本主义的社会，感觉贫富悬殊的痛苦，便产生了他的《资本论》的经济分配思想，认为去掉了资本家的暴富，便可以得到社会的安定。我以为他的见解只见一面的光景，不能反观另一面的情况。同时他更没有想到，今日会有劳资合作制度与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这种合作与福利，将来也许会发展得更完备，更美好。但是“法久弊生”，用得太过了，也会出大问题。这是未来不可预料但也是当然的事。
不过，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假定未来的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物资分配不均已不存在，人人都富足康乐，又无敌国外患，试想，那样的社会、那样的时代，人们是否真能安分地享受富有的果实呢？富有之后的社会人心,如孟子所说的“般乐怠敖”便自然而然地会发生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人类社会的不平、不得安定的原因，物质和经济的问题还是次要，主要的，还是唯心所致，是心理和欲望难以平、难以安的关系。这个问题，正是社会心理学，也可以说是纯粹哲学上的一个大问题。现在说来，一般人不大容易了解和接受，我只是特别提醒大家注意，预先对未来时代作个研究而已。现代人的学术思想很有趣，拼命研究《红楼梦》这部小说，几十年前，所谓红学是很流行、很时髦的学问。
殊不知，《红楼梦》中描写的情况，是清朝乾(隆）嘉（庆）时代社会初得安定的反映而已。因为社会安定，家室富有，尤其在帝制时代的王孙公子、太太小姐们，一天到晚吃饱了饭闲得没有事干，不想些特别花样来混日子，就会觉得人生闲得活不下去了。所以清朝中叶的名词人项莲生便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种心境，是确有其事的，绝对不是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所能了解的。不过，现在这个矛盾的社会，很多有福气的太太先生闲得无事可做，不得不用打打麻将、跳跳舞、听听歌来排遣日子，这也就是“般乐怠敖”的道理。
所以说，古今中外的人文文化、历史哲学的问题重心，主要关键还是心的问题，并非是物质的问题。“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所以无论个人与社会，有《红楼梦》大观园的繁华时代，如果不知
其实，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都在这两种大情况之下互相消长，反之复之，永远是如此矛盾发展的。
而马克思本身是一个备受艰难困苦的穷书生，处在当时西方欧洲式资本主义的社会，感觉贫富悬殊的痛苦，便产生了他的《资本论》的经济分配思想，认为去掉了资本家的暴富，便可以得到社会的安定。我以为他的见解只见一面的光景，不能反观另一面的情况。同时他更没有想到，今日会有劳资合作制度与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这种合作与福利，将来也许会发展得更完备，更美好。但是“法久弊生”，用得太过了，也会出大问题。这是未来不可预料但也是当然的事。
不过，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假定未来的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物资分配不均已不存在，人人都富足康乐，又无敌国外患，试想，那样的社会、那样的时代，人们是否真能安分地享受富有的果实呢？富有之后的社会人心,如孟子所说的“般乐怠敖”便自然而然地会发生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人类社会的不平、不得安定的原因，物质和经济的问题还是次要，主要的，还是唯心所致，是心理和欲望难以平、难以安的关系。这个问题，正是社会心理学，也可以说是纯粹哲学上的一个大问题。现在说来，一般人不大容易了解和接受，我只是特别提醒大家注意，预先对未来时代作个研究而已。现代人的学术思想很有趣，拼命研究《红楼梦》这部小说，几十年前，所谓红学是很流行、很时髦的学问。
殊不知，《红楼梦》中描写的情况，是清朝乾(隆）嘉（庆）时代社会初得安定的反映而已。因为社会安定，家室富有，尤其在帝制时代的王孙公子、太太小姐们，一天到晚吃饱了饭闲得没有事干，不想些特别花样来混日子，就会觉得人生闲得活不下去了。所以清朝中叶的名词人项莲生便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种心境，是确有其事的，绝对不是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所能了解的。不过，现在这个矛盾的社会，很多有福气的太太先生闲得无事可做，不得不用打打麻将、跳跳舞、听听歌来排遣日子，这也就是“般乐怠敖”的道理。
所以说，古今中外的人文文化、历史哲学的问题重心，主要关键还是心的问题，并非是物质的问题。“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所以无论个人与社会，有《红楼梦》大观园的繁华时代，如果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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